流動空間是網絡社會空間中的支配性空間，其采用集聚和擴散的方式重新組織社會空間，不僅帶來了社會空間的結構變化，而且引發了社會空間的復雜分化。如何認識此種變化，是網絡社會中不可回避的話題。

流動空間是網絡社會的支配性空間

從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概念的提出和發展看，無論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蘇亞（Edward W Soja）、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還是密斯（Mies Vander Rohe）等學者，均對此概念進行過深入、詳細而且富有創造性的探討，雖然流動空間的概念并沒有同統一，但是流動空間的社會性得到了一致地認可與強調。隨著網絡社會的快速崛起，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把空間區分為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的基礎上，對于流動空間的概念進行了更為全面細致的研究。

卡斯特認為，流動空間的邏輯是一種新空間邏輯，是“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span>[i]從卡斯特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流動空間是一種不同于地方空間的新空間[ii]；流動空間是組織，其有著內部的結構形式并發揮著特定的功能；“流動”是流動空間的中軸線或者本質特征，空間本身是圍繞著“流動”而組織的；流動空間與時間關系密切，不過在流動空間中的時間更多是共享時間或者說是“無時間之時間”；流動空間與時間共同體現于社會實踐之中。

流動空間在網絡社會中占據支配位置。這種支配位置是由計算機、互聯網、CPU等高新信息技術的發展作為物質支撐的。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信息主義的浮現，信息主義要求形成新的能力以便在此基礎上生產財富、運作權力和創造文化符碼，此種能力的核心是信息技能。不僅如此，信息技術本身具有自我擴展、動態的特性，從而使得在網絡社會中，流動成為常態；而且信息技術之下的流動，是瞬時的、不受物理界限限制的流動。由于信息技術在網絡社會中的基礎性、支配性的地位，所以由信息技術的流動狀況所建構的流動空間在網絡社會中具有支配性。

流動空間作為支配性的空間組織，其是由三個層次構成：電子交換的回路所構成的層次、節點（node）與核心（hub）所構成層次和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階級）的空間組織層次?！?/span>[iii]電子交換的回路所構成的層次，屬于物質性的層次并涉及各種高新信息技術，其意指在流動空間之中，沒有哪一個區域能夠獨立存在，當然地方方位并不會消失，只是方位的邏輯本身被吸納進入網絡；節點與核心所構成的層次，由各個終端和網絡中心組成，雖然從結構邏輯上講并沒有方位，但是實際上卻有方位，在這個層次上，財富、資本、信息等廣泛地流動；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間組織層次，體現了流動空間本身是行動者在其中發揮作用，占據高位的技術——金融——管理精英們，處于自身的物質與精神利益的考慮，形成特定的的空間要求。

支配性的流動空間，并非替代地方空間，而是常常以并存與交叉的形式與地方空間相互作用。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的并存，主要是指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分屬兩套不同的結構邏輯與行動邏輯，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均在自身的場域范圍內發揮占據主導位置；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的交叉，主要是指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的相互作用，并非邊界清晰的，在現實生活中常表現出來的形態是：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聯合發揮作用，并且在形態上表現為處于一定地方空間基礎之上的無歷史意義建筑。

由此，流動空間并不是網絡社會的全部，也不是網絡社會的復制。流動空間屬于網絡社會的一部分，其變動過程表征著網絡社會的發展變化過程，而且網絡社會結構也影響、制約著流動空間的基本變化。但“流動空間”一經形成，并非自我封閉，或禁錮于固定位置的節點之間的互動與交換，而是處于“動態彈性”[iv]之中，其不斷地內外突破、結合更多的節點使網絡空間更加復雜。

流動空間的集聚

流動空間的集聚是指流動空間在某個（些）節點周圍的集中，使得圍繞著這個（些）節點的信息流、技術流、資金流等遠遠高于其它節點位置的過程。此種流動空間的集聚一般采用與原有的地方空間中心城市相結合的形式，流動空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發展莫不如此。

雖然采用與地方空間中心結合的形式，但是地方空間對于流動空間的影響不大，流動空間在此有著自身的運行邏輯。這種邏輯是“巨型城市” (mega city)邏輯。所謂“巨型城市”輯主要包括：城市在其所屬國家以及全球尺度上是經濟、技術與社會動態的中心；城市是文化與政治創新的中心；城市是連結各種全球網絡的連接點。在“巨型城市”邏輯的作用下，原有的節點會在規模上變大、速度上更快、聯系頻率方面更高，本來作為“全球城市”的全球化水平進一步提升。不僅如此，隨著網絡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技術變遷、市場區隔、接觸管制、全球化等的進一步推進，這種流動空間的集聚趨勢會不斷增強。

流動空間的集聚會導致流動空間的格局發生部分變化，整體的流動空間會變成有著多個核心節點、多個區域的流動空間，雖然流動空間本身屬于一個整體，但是其內部的各個明顯的區域之間具有更明顯的、集中的流動。

不過，流動空間的集聚并非自動實現，集聚過程涉及到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的關系處理，集聚的程度與效果受到空間之間關系的處理狀況的影響。對于空間的變化受關系的影響，列斐伏爾對此有深刻的論述。列斐伏爾指出，社會空間是包含社會關系的空間，社會空間的母體是社會關系，“生產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社會存在，或者說是一種空間存在；它們將自身投射到空間里，在其中打上烙印，與此同時它們本身又生產著空間”[v]。

而且就空間的類型講，也體現出關系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列斐伏爾曾把空間分為感知的空間（the perceived space）、“構想的空間”（the 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間”（the lived space）[vi]?！案兄目臻g”是具有物理形態的社會空間，其可以借助一定的儀器和工具進行量化的精確測量、描繪和設計，屬于以往空間學科的研究對象；“構想的空間”是“概念化的空間”，也是科學家、規劃者、城市學家、各種類型的專家政客的空間，在此空間中，現實的生產關系建構自身的空間秩序并生產出相應的空間語言符號系統，后者通過控制空間的知識體系成為一種隱性的空間權力，干預并控制著現實的空間建構；“生活的空間”是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失業中的想象和虛構空間、各種象征性的空間，它是一個被動體驗的或屈服的空間，是被想象力改變和占有的空間，物理空間在其中被遮蔽了，它借以象征的手法來作用于其他事物。在“感知的空間”中，能夠發現“構想的空間”與“生活的空間”的相互作用，其中涉及統治與被統治、統治與反抗、解放與斗爭等各種關系范疇。那么在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的關系，也必然會涉及到上述關系范疇。流動空間的集聚在較大程度上會遭到地方空間的對抗。這種對抗是一種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對抗，更是一種利益之間的爭奪，雖然對抗的結果中不乏地方空間勝利的案例，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流動空間以其支配性的功能與形式取得最后的勝利。

    流動空間的集聚意義重大。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詞語叫做“集聚效應”，其是指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一般說來，“集聚效應”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雖然流動空間的集聚不同于地方空間的集聚，但是這種立足于地方空間上的集聚還是能夠有效地反映流動空間的集聚狀況的：即流動空間的集聚會推動資金、技術、高層次勞動者等在一個空間節點上的集中，促使此處節點本身不斷壯大、此節點與其它節點之間的聯系不斷增強，推動節點位置經濟的快速發展；反映在地方空間中，主要是地方空間中中心城市的形成與擴大，并縮小城市之間的距離，進一步增加城市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當然，由于流動空間的流動特征，此種流動空間的集聚也帶來較多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特別是流動空間的突然集聚，本身包含較多風險因素，20世紀晚期的橫跨東南亞的亞洲金融危機與此密切相關。

流動空間的擴散

流動空間的變動不僅表現為在某個節點周圍的集聚，而且還表現為在節點之外的不斷擴散，以突破原有的流動空間邊界，建立新的節點，形成范圍更廣、規模更大的流動空間。

    流動空間的擴散過程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過程而進行的?！叭蚧撬心切┦澜绺髅褡迦诤铣梢粋€單一社會、全球社會的變化過程”[vii]。不過全球化并非完成時，而是正在進行中的、一系列同時發生的相互強化的社會轉型，其中一個轉型就是空間的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流動空間也呈現為一種擴散性。但是并非有了全球化就有了流動空間，因為全球化本身也有著不同的類型和階段，科恩和肯尼迪曾經把全球化分為四個連續階段：（1）在現代性開始之前，原始全球化在文明中的發展；（2）歐洲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出現及其在全球勢力中的上升；（3）歐洲勢力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殖民和種族統治；（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經濟轉變，尤其是美國的崛起[viii]。而流動空間本身也有著不同的內容，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其物質基礎。所以流動空間的擴散過程本身并非是全球化開始時即出現，而是在全球化開始之后，特別是信息技術發展并帶動網絡社會實現的時候，才出現了流動空間。按照卡斯特的話說，這是20世紀最后25年中才出現并發展起來的。不過，流動空間的形成與擴散，在某種意義上是加速全球化的進程并拓展全球化的范圍的。

這種擴散在現實中的表現是越來越多的新工業空間的產生，這種新工業空間通過新技術與其它空間有效地聯結在一起?；蛘哒f，流動空間擴散的邏輯就是“新工業空間”的邏輯。新工業空間的邏輯是通過一定的技術與組織能力，把生產過程分散于不同的區位，通過現代技術手段特別是網絡手段把不同區位的生產重新整合為一體。在新工業空間邏輯的支配下，生產過程的分化程度越高，就會產生越多的節點；不同生產發展階段、不同節點的新工業空間的發展表現狀況是不同的。

在此種新工業空間的作用下，全球網絡會進一步變大，流動空間的整體范圍得到進一步拓展，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之間會有更多的交流。而且，流動空間的擴散使得空間的幾何形勢在不斷地變化，空間的結構越來越復雜化，功能也在不斷地分化。全球空間越來越在“創新與研發——技術性的制造——半技術、大規模的組裝——售后服務和技術支持”這樣的功能區位類型中下不斷地分化，這種分化已經表現出了從西方發達國家向東南亞國家的空間轉移。與這種分化相伴隨的是，空間的層級化，“首先，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在工業社會基礎上形成了網絡社會，社會空間分化為網絡化空間與非網絡化空間；其次，在網絡社會空間中，因網絡活動是否脫離身份、條件和環境限制的區別而區分出在場網絡社會空間和缺場網絡社會空間；再次，因是否脫離民族國家限制而進入全球網絡社會空間而區分為全球化缺場社會空間和民族國家的缺場社會空間；再其次，在企事業單位的內網中，員工也可以用昵稱等方式形成初級程度的缺場活動或缺場空間”[ix]。

這種層次的分化雖然很重要，但是就流動空間擴散邏輯來說，其并非根本，因為隨著產業在全世界擴張，以及競爭提高或壓抑了整個集聚體，包括創新氛圍自身，地域的層級性可能模糊化甚至被扭轉。而且次要的創新氛圍也會陸續建立起來，其可能與原有的節點之間形成競爭關系。例如，中國很多原來處于流動空間底部層級的公司現在已經成為在流動空間中扮演重要角色、能與美國、日本等許多發達國家的相關公司競爭的組織。

流動空間的擴散過程并不是在世界或民族國家所有范圍展開的，而且擴散本身并非受到世界各地文化的認同，所以容易形成與流動空間擴散相關的基于地域文化認同而形成的“社會運動”。在卡斯特看來，這些運動主要集中于三組目標：“對生活條件和集體消費的城市需求、地方文化認同的親和力、對地方政治自主和公民參與的渴求”[x]。這三組目標在不同的運動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其運動本身的結果也存在差異，但是就運動本身來講，其就是意義的存在。這種社會運動以共同體的形式開展類型多樣的運動，不過共同體本身不僅具有不同的類型，也具有差異的共同利益；而且共同體認同不是合法性認同，也不是規劃性認同，而是抗拒性認同，這種抗拒性認同基礎上的社會運動，反對全球無序和全球失控，反對全球快速的變化節奏，本身“不是天堂，而是避風港”[xi]。其會形成一種阻礙社會從工業社會順利進入到信息社會的一種阻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地措施積極應對的話，則既無助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轉軌，更不利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長遠發展。

一個再結構的社會空間

流動空間的集聚與擴散，展示了原有社會空間在世界、國家、基層區域等層次上再結構。這種再結構是流動空間占據支配地位和功能的變動過程，包含逃離既有機制、獲取自由等內容。逃離既有機制主要是流動空間對于歷史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控制等機制的逃避；獲取自由是在逃離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即流動空間成功逃避既有機制后，不僅不受原有立足于地域的各項制度的束縛，而且會以自身的邏輯與制度行為方式作用、支配空間。

社會空間再結構的過程是空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流動空間與流動空間、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地方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相互作用，形成復雜的權力角逐過程，這種復雜關系本身就造成了權力位置本身的不穩定性。我們在此可以借用“歐幾里得三維空間（Eucilidean system）”來認識網絡社會下的空間存在。在同一個平面中，我們能夠看到具有穩定特質與存在方式的客體占據一定的空間、具有特定的位置，并且這種位置一般說來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在網絡空間中，只有在同一個網絡空間中，此種位置才是不會變化的，但是當涉及到多個網絡空間時，位置本身也就具有了多樣性，即權力本身也就便得不穩定。所以雖然從整體上說，當流動空間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時，社會空間得以成功再結構。不過在流動空間之下，再結構的結果本身的意義并不是特別重要的，其空間轉化過程本身才是關鍵。在這個過程中，先進的生產與服務業及其輔助性的地方社會，被連接在以流動為基礎的網絡中，而不必重視地方社會之間的連接。

空間再結構過程包含著空間的分化，其意指社會空間在整體與部分層次上持續分化，在增加全球聯系的同時，地方空間被進一步分割。從而使得社會中出現了一些特殊的、被排斥和區隔化的、處于流動空間之外的社會空間，卡斯特稱其為“第四世界”。此種第四世界具有區域廣泛（涉及全球大部分地區、每一個國家和城市）、形式多樣（貧民區、異類生活區、郊區等）、人員眾多（數以百萬計的游民、囚犯、賣淫者、罪犯、病人、文盲等）和持續壯大（在信息化資本主義選擇性地進行分類、福利國家政策瓦解、社會排斥增強之時，他們的數量在每一個角落持續壯大）的特點。流動空間是不會更不愿促進這個第四世界形成與發展的，在沒有外源事件的作用下，“第四世界”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機制，變成流動空間之外的“另一道風景線”。而且，隨著“第四世界”的自我放逐，其會形成一個“資本主義的黑洞”，在其中的個體無法逃離痛苦與破壞的命運。

就那些處于流動空間之內的整體空間（即流動空間與流動空間之間）來講，也是有著分化的。雖然網絡存在拓撲結構[xii]，但是“流動空間網絡是一個國際網，它是一個由許多技術網絡和組織網絡編制在一起的復合體。因此，現實中的城市節點之間還是存在著距離，這種距離不同于常說的物理距離，而是一種關系決定的空間距離”[xiii]。所以在流動空間中，還是存在著形式各樣的區域空間，雖然此種區域空間本身并不是閉合的，但是能夠明顯看出此區域節點之間的聯系的頻度與次數同其它節點相比要多。而且流動空間的分層或者功能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處于流動空間之中的區域的權力、財富、信息處理等方面的差異化，這也造成了即使在一個區域內部，也存在較大的不平衡。

這種流動空間基礎之上的再結構與分化，在提供地方空間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原有地方空間之間的不平衡，從而在社會中形成“新的斷裂”。此種“新的斷裂”不同于“傳統的斷裂”。在這兒姑且把孫立平先生所提到的“斷裂”稱之為“傳統的斷裂”。這種斷裂主要是指幾個時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既表現在社會等級結構中一部分人被甩在社會結構之外，也表現在地區結構中城鄉之間的斷裂，更表現在生活方式與文化等層面。尋根究底，“傳統的斷裂”是建立在轉型社會基礎之上的，其背后有一種假設，轉型完成之后社會將實現平衡，至少不再會出現不同時代的成分聚在一起。而此種“新的斷裂”表現的是一個社會內部之間的各個成分之間的斷裂，彼此之間沒有聯系，其是建立在網絡社會的基礎之上、通過現代信息技術的傳播與中介而形成的狀況，不同空間之間出現相互隔離、成員之間由此區分，即使社會完全轉化為網絡社會，此種狀況也會一直存在下去。

    更值得關注的是，空間的再結構與分化，還引發人們對于意義的認知方面的變化，特別是影響了人們的認同狀況。其實，在社會空間的認同中，不僅是那些認同的性質即合法性認同、規劃性認同或者是抗拒性認同值得我們關注，認同類型本身的多樣化、多元化也值得我們警醒。多米尼克﹒什納貝爾指出：“現代社會不是由相互層疊、邊界清晰的群體構成，而是由同時具有多角色、多參照標的個體組成。根據社會條件和歷史情境，他們根據自身個體或集體的以往經歷來選擇參照和身份認同的不同形式……現代社會建立在人們的流動之上，建立在他們忠誠或被判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們身份的多元性之上”[xiv]。多元化的認同本身包含著一種模糊性，其中也可能存在著一種對立性，所以在流動空間的作用下，個體發生認同危機的概念大大提升。由于引發社會空間變化下關注人的精神狀況的必要性，也促使整合與改善人的精神狀況便得越來越必要。這一點恰恰也本屬于網絡社會的一個基本的承諾。

[i]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05頁。

[ii] 區別主要在于歷史意義：流動空間是沒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空間則有產生、發展、存在的歷史意義。

[iii]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06-509頁。

[iv]“動態彈性”是斯坦爾德（Staler F）提出的描述流動空間的變動狀況的概念，意指在信息技術的作用下，知識、資本、技術和人才的快速流動，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相對靜止的地理位置和空間范圍，從而體現空間的動態彈性。具體見Staler F. The space of flows: notes on em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mpact on physical space: 5^th International PlaNet Congress. Http://felix. openflows.com/html/space_of_flows.html 2001:1-3

[v] Henri Lefebvre（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129.

[vi] 李春敏：《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探析》，《人文雜志》2011年第1期。

[vii] Albrow, M. (1990)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and introduction. in Albrow, M. and King, E. (eds)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CITY w:st="on"><PLACE w:st="on">London</PLACE></CITY>: Sage, 9.

[viii] [英]羅賓?科恩、保羅?肯尼迪：《全球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 第61頁。

[ix] 劉少杰：《網絡化時代的社會空間分化與沖突》，待刊

[x]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二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 第65頁。

[xi]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二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 第69頁。

[xii]拓撲結構是指同一網絡中的兩個節點之間的距離比不屬于同一網絡的兩點來得短，而且在一個既定網絡中，流動在兩點之間沒有距離或者有相同距離。

[xiii] 沈麗珍、顧朝林、甄鋒：《流動空間結構模式研究》，《城市規劃學刊》2010年第5期。

[xiv] [法]阿爾弗雷德﹒格羅塞：《身份認同的困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