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意識與本文的結構

　　在康氏長波理論的基礎上，熊彼特（J. Schumpeter）及其后繼者們指出，自工業革命開始，世界經濟大約每五十年經歷一次根本性的技術變遷并見證一批先導產業的發展：棉紡產業、鐵路產業、電氣與重化工產業以及汽車產業是市場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先導產業，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電子信息產業則是中國崛起時代的先導產業。在創新經濟學的文獻中，這些先導產業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自身的規模，而且在于對其他產業的引領作用和波及效果。①因此，先導產業的發展規律對處于特定歷史階段的國家具有關鍵影響。

　　與上述認識相呼應，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中存在著一個通過對先導產業的研究來理解市場經濟的傳統，馬克思和左翼經濟學家對棉紡工業的深入觀察、錢德勒（A. D. Chandler）對鐵路和重化學工業的細致分析是其中的代表。②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傳統不但得到了繼承，而且被追加了新的內容：關注先導產業的研究集中到對其中的領先企業的研究上來。這一現象在關于孕育了福特主義和豐田生產方式的汽車工業——1940年～1990年間的先導產業——的研究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③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有理由認為，電子信息產業中的領先企業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深層邏輯。但是，關于中國經濟的研究卻沒有聚焦于此。④

　　在現階段，以全球價值鏈為依托、專業化于生產過程的富士康⑤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特征。筆者做出這一判斷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國經濟具有明顯的出口導向的特征、電子信息產業是出口的主力，而富士康的出口約占中國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是我國最大的出口企業。第二，富士康的產品的概念設計和核心部件均來自西方工業國，而這一現象廣泛地存在于我國電子信息企業之中。因此，對于理解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規律而言，富士康是極具理論價值的典型企業。另外，我國其他產業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富士康化”、即電子產業之外的某些企業在分工形態和技術道路上有與富士康趨同的趨勢。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富士康的理論意義不局限于電子信息產業，而是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邏輯相關。

　　作為我國先導產業中的領先企業，富士康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組可以稱為“富士康現象”的典型事實（stylized facts）。這些事實在相當程度上折射了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困境，為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提供了富有理論價值的切入口。

　　本文的第二節對富士康現象進行類型學意義上的描述并考察富士康現象的起源。第三至第五節從生產方式的視角出發，分析富士康現象的演進。第三節在對我國學界關于生產方式的研究進行簡要總結的基礎上，將生產方式區分為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第四節依據產品建構理論對生產方式理論的“微觀基礎”進行擴張。第五節將擴張之后的生產方式理論運用到關于富士康現象的演進的分析之中。

　　本文試圖運用同一個自變量對存在于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演進進行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富士康現象的本質是當下的世界主流生產方式在中國的極端表現；存在于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最大公約數是廣義的模塊化；富士康現象的跨域存在是技術領域的模塊化不受約束地跨域演進的結果。換言之，技術變化、生產關系和我國特定發展階段的制度環境共同導致了這一現象的跨域存在。

二、富士康現象的起源和類型

　　從2010年起，富士康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入學界視野：在短短兩年之內，多位年輕工人連續試圖自殺。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企業內分工領域的勞資沖突在本文分析的富士康現象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企業內分工領域的富士康現象既不是富士康現象的全部內容，也不是這一現象的邏輯起點。

　　富士康現象是富士康在企業間分工、企業內分工、勞動—社會關系和企業—投資地關系領域的戰略選擇所引發的一組典型事實的總和。這一現象源于技術變化引發的世界范圍內的企業間分工的變化，在企業內分工領域有著最易于觀察的表現，并存在于勞動—社會關系領域和企業—投資地關系領域。換言之，富士康現象是中國經濟的典型事實，但是其邏輯起點在于世界生產體系；作為一個整體，富士康現象是世界生產體系的變化和我國特定時期的制度環境的共同產物。

　?。ㄒ唬?/span> 企業間分工領域的富士康現象

　　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電子制造服務（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企業，而電子制造服務也是富士康最重要的業務，與其快速崛起密切相關。⑦電子制造服務的興起反映了90年代以來電子產業中的企業間關系的巨大變化，而這種變化是電子產品的設計規則和技術特征發生變化的結果。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電子產業的主流生產體制是垂直統合型的：典型電子企業的業務涵蓋設計、采購、制造、流通等環節。但是，隨著以模塊化為核心的設計規則的普及，電子產品的部件之間的界面向標準化的方向轉變，部件間的相互干擾被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⑧更為重要的是，決定產品功能的核心部件開始具有標準化商品的特征，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流通。⑨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電子企業的生產體制開始變化，單一企業內部垂直統合型的組織形態讓位于以企業間分工為基礎的垂直不統合（vertical disintegration）。所謂垂直不統合指盡管產品的設計者和組裝者之間仍然具有指令和服從的關系，但是兩者已經不再存在于一個企業（集團）內部。以富士康為代表的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迅速崛起的。這些企業依據擁有產品品牌的企業提供的設計信息和購買指令，從國際市場上采購核心部件，并將這些核心部件與非核心部件連接在一起，完成生產過程。⑩

　　在電子產業，產品性能主要由核心部件決定，各部件之間的相互干擾在設計階段被降到最低，所以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只需專注于生產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富士康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悖論：盡管產業上游有更高的利潤，但是它卻難以通過組裝過程來形成進入上游所必須的技術能力；11同時，進入產業上游意味著富士康將和發包企業直接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包企業必然將產品訂單轉給其他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12企業間分工領域的富士康現象就是指富士康和西方領先企業之間的這種相對固化的交易關系。

　?。ǘ┢髽I內分工領域的富士康現象

　　上述相對固化的交易關系意味著富士康能否獲得訂單以及訂單規模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其生產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對發包企業的要求迅速做出回應的能力。富士康在企業內分工領域所進行的戰略選擇正是圍繞這些能力的構筑而展開的。

　　富士康的企業內分工以細化分工、高勞動強度和較低的工資標準為特征。細化分工指現場員工專業化于一個工序，現場員工是只擁有對應于單一工序的技能的“單能工”，而非“多能工”。從分工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來看，細化分工有助于提高生產能力和生產速度。但是，過度細化的分工當然也意味著“勞動過程的構思和執行”的徹底分離，而后者是造成勞動者異化的原因之一。13高勞動強度指流水線的運動速度較高并有不斷提升的趨勢。14這種企業內分工與富士康在生產能力和生產速度方面面臨的競爭壓力密切相關。類似地，較低的工資標準不但可以控制成本，而且推動了現場員工“主動加班”，15而這種制度化的“主動加班”有助于富士康進一步提高生產能力并迅速地對上游企業的指令變化做出反應。

　?。ㄈ﹦趧印鐣P系領域的富士康現象

　　關于這一領域的富士康現象，可以從現象、制度和本質三個角度進行考察。在現象上，富士康的大量藍領員工居住在由企業或政府在工廠內部或周邊建造的宿舍中；在制度上，戶籍制度阻擋了藍領員工成為城市居民；在本質上，藍領員工被納入“宿舍勞動體制”。16該領域的富士康現象是戶籍制度、招商政策和企業戰略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政策而言，社會管理體制阻擋了藍領工人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而招商政策則為“宿舍勞動體制”提供了低價土地；從企業戰略來說，在工廠內部或周邊設置宿舍可以讓藍領工人能夠依靠低工資來維持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同時這種宿舍的存在有助于富士康在上游企業調整產品設計或訂單規模時迅速調集勞動力，維持快速響應能力。在這樣的安排之下，勞動者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實現勞動力的在地再生產，只能進行勞動力的異地再生產。

  　?。ㄋ模┢髽I—投資地關系領域的富士康現象

　　富士康的快速擴張和跨地區移動密切相關。自1996年在深圳設廠以來，富士康先后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和華北設廠并在近年來大規模地進入西南內陸。在這個過程中，富士康在世界500強中的排名迅速上升；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富士康表現出通過空間上的騰挪而不是在特定的投資地實現產業升級的方式來保持競爭力的傾向。如果說電子企業為控制成本往往像“浮蓮”一樣進行轉移的話，17那么富士康的空間轉移方式則是特殊的：它不僅進入了工資較低的華北，而且進入了和華北具有類似工資水平但是明顯地具有運輸成本劣勢的西南。

　　上述四個領域的富士康現象呈現出一系列的分離：產品設計與生產的分離；勞動過程的構想與實施的分離；勞動者與當地社會的分離；生產活動和特定地域的分離。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出現過上述分離。然而，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中的分離不但同時出現，而且程度很高。

　　對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基本特征進行了初步的總結并確認了其形式上的共性之后，我們自然會關注這些形式上的共性是否意味著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之間也存在共性。這一問題可以進一步分解為以下三個問題：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是什么；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系；如何在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下對這樣的內在聯系進行理論概括。下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三、生產方式理論的發展：簡短的綜述

　　關于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存在兩個潛在的分析思路。第一個思路是用不同的自變量來分析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由于富士康現象橫跨多個領域，所以對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可以從國際分工與產業組織論、勞動過程論、工業社會學和政企關系等角度分別進行把握。第二個思路是用同一個自變量來分析富士康現象的不同側面。我們可以用同一個理論范疇將存在于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涵蓋起來并運用同一個自變量來解釋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發生邏輯。在保持分析邏輯和視角的一貫性的意義上來說，第二種思路更為可取。但是問題在于，這樣的理論范疇必須涵蓋富士康現象所涉及的諸多領域，而這樣的自變量必須指向存在于諸多領域中的富士康現象的本質。筆者認為，生產方式這一范疇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模塊化這一變量符合上述要求。

　　首先，正如第二節所總結的，作為一個整體，富士康現象涉及的是以技術變化和勞資關系為核心的生產活動的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與社會的關系及其在空間上的轉移。生產活動的組織形態與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之一——高度重合，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長于關于技術、技能、勞動和制度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分析。18其次，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指出的，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和作為產品建構理論的核心概念的模塊化具有契合性：將后者引入前者將使前者獲得“微觀基礎”并擴展應用范圍，依據前者對后者進行修正則可以消除后者的技術決定論傾向。在這樣的擴展過程中，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將可以涵蓋存在于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谏鲜稣J識，本節對生產方式理論的發展進行簡述，接下來的兩節從產品建構理論的角度對生產方式理論進行擴張，分析富士康現象的演進過程。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而言，生產方式指生產活動的組織方式，戰后的大量經典研究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在調整學派關于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的細致分析、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宏觀把握和工業社會學家關于勞動過程的持續研究之中，生產方式都處于關鍵位置。19

　　與西方左翼學界不同，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影響，我國學界長期將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1997年之后，吳易風、高峰、孟捷等在細致地文本解讀的基礎上指出，這樣的理解不但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意，而且也大大地限制了政治經濟學的應用范圍。在本文的語境下，這些研究的主要貢獻有二。

　　第一，將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還原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易風指出，馬克思的原意是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指“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進行生產的方式”。20與這樣的認識轉變相關聯，我國學者關于生產方式問題的研究開始增加。21第二，吳易風和高峰指出，由于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因此，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具有特殊的、歷史的性質。22總的來說，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生產方式理論的發展動力不但有對經典文獻的文本解讀，而且也包括對生產方式的最新變化的理論化。這一結論對于本文具有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經典作家時代的生產方式主要涉及企業內分工和企業間分工的話，那么中國崛起時代的生產方式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后者涉及的企業內分工的深化更為明顯，企業間分工的范圍超出了特定的國民國家；另一方面，勞動者和社會的關系以及企業與投資地之間的關系都已經成為了后者的重要內容。

　　基于上述認識，筆者將生產方式區分為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狹義的生產方式指經典作家所討論的生產方式，主要包括企業內分工和企業間分工；廣義的生產方式則既包括了狹義的生產方式的所指，也包括了當代企業生產組織過程必然涉及的勞動者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企業與投資地之間的關系。如果說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和布若威（Michael Burawoy）關于勞資關系中的權力問題的研究是對生產方式的內涵所進行的縱向擴張的話，那么本文的內容則既包括生產方式中的縱向的權力問題，也包括勞動者與社會的關系和生產過程的空間移動等生產方式中的橫向的側面。23

　　在上述意義上來說，本文的目的是雙重的：主要目的是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對富士康現象的起源、類型和演進進行分析；次要目的是對生產方式理論進行擴展。就后者而言，我們試圖進行兩種擴張。第一，以作為生產方式的最新表現形式的富士康現象為依據，對生產方式的內涵進行擴張，上文對生產方式所進行的區分即是這種努力的表現；第二，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對產品建構理論進行修正，并將修正后的該理論引入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試圖為后者找到微觀基礎。

四、 生產方式理論的發展：試驗性的擴張

　　如上文所述，1997年之后我國學者和西方學界在生產方式的內涵和歷史性問題上初步地達成了一致，這一范疇對于理解我國經濟的意義開始浮現出來。但是，對于橫跨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西方學界和我國學者并沒有提供一個具有微觀基礎的分析框架。

　　在生產的組織方式，即生產方式之中，企業間和企業內分工，即狹義的生產方式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之后的電子產業的企業間和企業內分工的形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從管理學中的產品建構理論的角度進行說明。如下文所述，在依據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對產品建構理論進行修正并將經過修正的該理論引入前者之后，我們可以獲得一個能夠分析狹義的生產方式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分析框架。進一步地，借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Herbert A. Simon）的相關研究，這一分析框架可以擴展到關于廣義的生產方式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分析之中。

　?。ㄒ唬╆P于狹義的生產方式的分析工具

　　產品建構理論是戰略管理領域的最新進展之一。產品建構這一概念源于工業設計，其定義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首先，產品建構可以定義為產品的物理要素和功能要素之間的對應關系。24其次，產品建構可以定義為產品的結構（部件或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第二種定義的支持者看來，構成產品的具體部件的功能是“多面的、不穩定的”，因此關于產品建構的定義應該建立在產品的結構而非功能之上。25 26

　　應該說，這樣的兩種定義方法都是可行的。但是考慮到應用領域的擴展問題，本文采取第二種定義。在這種定義之下，如果構成產品的部件（或子系統）之間的界面（interface）是標準化的，則這種產品的建構是模塊型的，90年代之后的電子產品是典型的模塊型產品；如果構成產品的部件（或子系統）之間的界面不是標準化的，則這種產品的建構是集成型的，汽車是典型的集成型產品。對于模塊型產品而言，產品的主要功能是由核心部件決定的、不同部件之間的界面是標準的，所以產品的組裝過程只是將部件連接在一起，無須對部件之間的關系進行微調；相反，對于集成型產品而言，部件之間的界面不是標準化的，所以在生產過程之中必須對部件之間的關系進行微調，而這種微調對于產品質量具有重要影響。

　　類似地，管理學者從構成組織的單元之間的關系來對企業組織形態的建構、即“企業間分工的建構”和“企業內分工的建構”進行分類。在企業間分工方面，如果兩個企業間的交易是流動的、兩者之間不存在頻繁的信息交換也不共享特殊資產（specific assets），則企業間分工的建構接近模塊型；27如果兩者的交易是相對固定的、兩者之間存在頻繁的信息交換并共享特殊資產，則企業間分工的建構接近集成型。28在企業內分工方面，當員工作業內容是標準化的，員工間的信息交流很少的時候，企業內分工的建構接近模塊型；當員工作業內容的標準化的程度較低，員工間的信息交流較多的時候，企業內分工的建構接近集成型。29

　　在運用建構這一視角同時將產品和組織都區分為模塊和集成兩種類型之后，技術和組織之間的匹配性就成為決定企業競爭力的關鍵：為形成和維持競爭力，如果產品建構是模塊型的，企業間分工和企業內分工應該傾向于模塊型；反之，如果產品建構是集成型的，企業間分工和企業內分工應該傾向于集成型。30

　　由于產品建構理論是建立在產品的技術特征之上的，因而具有堅實的技術基礎；同時，這一理論可以對產業群有效地進行區分，因而為企業戰略理論確立了產業基礎。正是因為具有以上特征，產品建構理論才迅速地確立了其在戰略管理理論領域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產品建構理論具有一定的技術決定論色彩，傾向于認為組織形態應該由產品的技術特征決定。但是，這一理論無法回答為什么企業往往難以將組織形態向適應產品的技術特點的方向調整。比如，這一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美國汽車企業在80年代引入精益生產方式的嘗試和日本電子企業在90年代引入美國企業的管理方式的努力都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

　　實際上，企業組織形態或者生產方式的調整不是簡單地由企業戰略決定，而是企業內部的權力關系、特別是所有關系的結果。企業治理機制的定義直接而清晰地展示了上述邏輯：所謂企業治理機制指所有者控制管理者進行戰略決策的機制。因此，企業所有權的性質和形態必然地對企業的戰略選擇以及企業的組織形態具有關鍵影響。

　　日本汽車企業的精益生產方式是在“準共同體企業”之中形成的。所謂“準共同體企業”指長期供職于企業的從業員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股東在事實上具有企業的所有權，企業事實上對從業員工提供了終身雇傭。31正是在這樣的所有權結構之下，企業員工才會積極地對企業特殊的技能（firm-specific skill）進行投資，而正是這樣的態度和技能才是精益生產方式得以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因。美國企業無法真正推行精益生產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為美國企業的所有權結構是典型的股東主權型：在股東主權型的所有權結構之下，缺乏雇傭保證的企業員工缺乏投資于企業特殊的技能的動機。類似地，在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企業引進美國企業的管理實踐的努力沒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準共同體企業”在制度和觀念的層面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所有權對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或企業戰略的影響所反映的無非是生產關系對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的反作用。因此，將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納入考量之后，產品建構理論才能更好地解釋競爭力的演變，其技術決定論的傾向也將被弱化。

　?。ǘ╆P于廣義的生產方式的分析工具

　　所有關于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的研究都把西蒙關于人工系統的研究作為理論出發點。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西蒙的研究為理解系統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給出了基礎性的解釋。因此，在將建構——構成系統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這一概念引入勞動—社會關系領域和企業—投資地關系領域之前，我們首先對西蒙的相關研究進行簡要總結。

　　西蒙認為，人類社會由各種人工物構成。這里所說的人工物不僅包括產品，而且包括法律、企業、社會計劃和市場體系等。在將冗余部分去除之后，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人工物中存在著“近可分解性（nearly decomposability）”這一共性。也就是說，人工物都可以分解為相互關聯的子系統。比如，投入產出矩陣就揭示了經濟系統的結構。事實上，經典組織理論的大量內容正是圍繞著如何對相互聯系的子系統進行協調的問題而展開的。簡言之，人工物由子系統構成，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人工物的運行邏輯。32

　　從上述總結可以看出，如果將建構定義為“構成系統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的類型”，33那么西蒙實際上指出了任何人工物都可以理解為人工系統，而任何人工系統都是具有建構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有學者指出，建構這一概念可以運用到對任何人工系統、特別是企業的經濟活動所涉及的人工系統的分析之中。34

　　以上述認識為基礎，本節的剩余部分將建構這一概念應用到關于勞動者與社會的關系和企業與投資地的關系的研究之中，為從整體上把握企業間分工、企業內分工、勞動—社會關系、企業—投資地關系做出鋪墊。

　　按照上文中對建構做出的定義，作為一種人工系統，勞動—社會關系也可以區分為集成型和模塊型。集成型的勞動—社會關系指勞動者“嵌入”企業所在地，能夠同當地社區緊密結合、獲得后者的支持，并在當地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而模塊型的勞動—社區關系指勞動者游離于企業所在地之外，無法與當地社區結合、從后者獲得支持，也無法在當地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

　　類似地，作為一種人工系統的企業—投資地關系同樣可以區分為集成型和模塊型。集成型的企業—投資地關系指企業長期在同一地區運營，與特定地區（的相關企業與政府）形成長期的關系，而模塊型的企業—投資地關系指企業在不同的地區間移動，與特定地區（的相關企業與政府）缺乏長期的關系。在集成型的企業—投資地關系中，與投資地之間的長期關系是企業競爭力的源泉之一；而在模塊型的企業—投資地關系中，投資地因素對于企業競爭力沒有明顯的影響。

　　至此，我們運用建構這一概念對企業間分工、企業內分工、勞動—社會關系和企業—投資地關系的不同類型進行了區分，為在同一個框架下同時分析富士康現象所代表的生產方式的四個要素提供了基礎。35

五、不受約束的模塊化的跨域演進：生產方式視角下的富士康現象

　　從生產方式的視角來看，富士康現象是生產力的新形態所引發的全球生產方式的最新變化進入我國之后的極端反映。需要注意的是，技術變化既不是導致富士康現象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決定性原因，生產關系和制度環境對于富士康現象的范圍和程度具有重要影響。

　　從現象上看，產品建構的模塊化——產品建構從集成型向模塊型轉變——不但引發了電子信息產業的企業間分工和企業內分工的變化，而且滲透到勞動—社會關系領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企業—投資地關系。換言之，富士康所參與的世界分工體系和富士康所主導的企業內分工、富士康的藍領員工和社會的關系以及富士康轉移過程中的政企關系等領域都出現了模塊化的傾向。我們把這種傾向稱為模塊化的跨域演進。

　　第一，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推動了企業組織形態向模塊化的方向轉變。如前所述，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意味著部件之間的界面高度標準化，生產過程的戰略意義下降。因此，垂直統合型的企業組織形態，即由品牌擁有企業自身完成生產過程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子產業中的品牌擁有企業開始將生產過程外包，電子信息產業的全球化也正是在產品建構發生了以模塊化為導向的變化之后才出現的。在這個的過程中，以富士康為代表的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開始崛起。因此，品牌擁有企業和富士康之間的企業間分工在最初就是模塊型的：前者控制產品的設計，并且往往擁有核心部件知識，后者專業化于生產過程；對于前者而言，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是大量存在的，可以在其間進行選擇和替換。

　　第二，產品建構的模塊化對于企業內分工的形態也產生了影響。由于富士康專注于生產過程，所以控制成本、擴大規模、對發包企業的要求快速做出反應就成為其設計企業內部的分工形態時的出發點。于是，“科學地”設計生產流程、深化分工就成為富士康的自然選擇，其結果是富士康的現場工人成為專注于單一工序、只具有單一技能的簡單操作者，現場工人在生產過程中進行交流的必要性也被降到最低。如前所述，員工的技能的類型、員工之間的信息交流的必要性的高低是定義企業內分工的建構的關鍵。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這樣的分工原則之下，富士康的內部分工具有了明顯的模塊型特征。

　　第三，富士康現象的特點之一是其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生產過程的范圍，進入了勞動者業余生活的領域。如前所述，富士康的藍領工人中的相當一部分居住在企業或當地政府在工廠內部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按照上文對勞動—社會關系的建構所給出的定義，由于勞動者無法植根于城市之中、只能在異地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所以富士康的勞動者與社區的關系是接近模塊型的。36

　　值得注意的是，模塊型的勞動—社會關系的出現既與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有關，又是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結果。在電子信息產業中，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既為富士康提供了成為制造服務提供商的機會，也讓快速反應能力成為其競爭力的關鍵之一。電子信息產品的模塊化意味著產品生命周期縮短、新產品推出速度上升。在宿舍勞動體制之下，富士康可以自如地延長加班時間并對客戶的要求迅速做出反應。37在這個意義上說，宿舍勞動體制或模塊型的勞動—社會關系的出現與電子信息產品的模塊化不無關系。但是，宿舍勞動體制或模塊型的勞動—社會關系的出現與戶籍制度、關于最低工資的規制政策的關系也是明顯的。

　　

第四，近年來富士康的大規模內遷意味著富士康與投資地之間的關系也出現了模塊化的傾向：與特定投資地的關系并不是富士康的競爭力的核心內容，不同地區的成本結構的差異推動富士康連續地內遷。與勞動—社會關系領域的模塊化類似，這一領域的模塊化也是產品建構的模塊化和特定的制度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電子產品的模塊化意味著代工企業需要通過維持成本優勢來獲得訂單。對于富士康來說，在珠三角地區的工資成本上升、很難在當地實現產業升級的情況下，向內陸地區轉移是自然的選擇。38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富士康大規模內遷的動力之一在于產品建構的模塊化。但是，內陸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為招商引資所進行的競爭也為富士康大規模、快速地內遷提供了制度環境。

　　地方政府之間的這種競爭由來已久，主要圍繞低價賣地、稅收優惠、放松勞動和環境標準而展開。39這樣的競爭的實質是地方政府用公共資源來彌補本地區在運輸等方面的成本劣勢。這樣一來，內陸地區城市之間的成本結構開始趨同，富士康獲得了在內陸城市之間選擇投資地的自由：在富士康面前，內陸城市成為可以供其選擇的，沒有本質區別的“模塊”，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富士康與投資地之間的關系開始走向模塊化。

　　至此，我們發現存在于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背后的是始于技術領域的模塊化的跨域演進。但是，企業所有權、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在這一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的影響，企業間和企業內分工的模塊化不會以如此大的規模發生，勞動—社會關系和企業—投資地關系的模塊化也不可能出現。換言之，如果技術領域的模塊化是富士康現象的起點的話，那么制度因素則在相當程度上規定了這樣的技術變化所產生的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首先，在狹義的生產方式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背后，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力關系具有關鍵影響。在企業間分工方面，發包企業與代工企業之間之所以形成支配和被支配的交易形態，即模塊化的企業間關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擁有產品設計信息和關鍵部件的所有權。在企業內分工方面，模塊化的企業內分工之所以能夠大規模地出現與富士康的私有企業性質和當地政府的勞動規制政策關系密切。在當下，我國學者面臨的一個挑戰是現階段的中國并沒有出現與富士康具有不同的分工形態并且表現出優異績效的電子企業。但是，正如我們在上文中討論的那樣，包括企業間分工和企業內分工在內的企業組織形態歸根到底是由所有權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有理由期待國企和本土民營企業發展出原創性的制度安排并在經濟效率方面超越富士康。其次，在廣義的生產方式領域，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那樣，戶籍制度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過度競爭”是引發這一領域的富士康現象的根本原因。

六、小結

　　本文的第一節援引了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的分析。這樣的開篇方式隱含了本文的研究意圖：在市場經濟的歷史過程中把握富士康現象。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從經濟史實出發推導經濟理論方面做出了創造性的示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而言，如何對富士康現象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就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理論課題：由于富士康現象是與當代世界經濟中最為活躍的經濟體的典型企業相關的一組典型事實，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這組事實包含著當代市場經濟的最新發展邏輯，所以，如何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把握富士康現象并在這樣的過程中拓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空間既是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責任，也是展現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活力的機會。

　　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對富士康現象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本文首先從產品建構的模塊化的角度追溯富士康現象的起源，然后以模塊化的跨域演進為核心來理解不同領域的富士康現象連續出現的原因。在這樣的分析過程中，產品建構理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作為企業戰略理論的產品建構理論忽視了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力關系的重要影響。我們發現，在依據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對產品建構理論進行修正，并將經過修正的產品建構理論引入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之后，我們不但可以為上述原理找到一個“微觀基礎”，而且可以更為具體地把握富士康現象的本質。

　　*本文的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批準號：10ZD&022）和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項目編號：20121088007）的支持。

 

 

【注釋】

①J.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英］克利斯·弗里曼、羅克·蘇特：《工業創新經濟學》，華宏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0頁。

②拉佐尼克在解釋他本人和馬克思為什么關注自動紡紗技術時指出，他們對分析對象的選擇不是隨意的：自動紡紗是英國工業革命中首要的棉紡技術，而棉紡業是英國工業的主要出口產品，與紡紗技術相關的勞資關系具有歷史意義。參見［美］威廉·拉佐尼克：《車間的競爭優勢》，徐華、黃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9、80頁；Jr. A.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美］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企業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張逸人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③M.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NLB， 1979； M.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 Boyer and M. Freyssenet， The Productive Models： The Conditions of Profitabi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在管理學文獻中，領先企業被認為體現了其所在產業的特征。請參見［美］錢德勒：《大企業與國民財富》，柳卸林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④有學者指出，“在我國經濟學界，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進行研究的學者極少，至于對中國企業勞動過程及其社會關系的研究則幾乎近于空白”。見高峰：《論生產方式》，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2期，第32頁。蘋果等領先電子企業代表了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而我國尚沒有可以和蘋果比肩的電子企業。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與蘋果等企業有緊密聯系的代工企業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我國經濟的特征。

⑤富士康由臺灣企業鴻海集團設立，在大陸擁有多家工廠，雇傭員工超過一百萬人，是蘋果等主流電子企業的主要代工企業。

⑥宋磊：《警惕中國汽車產業“富士康化”》，載《社會觀察》2012年第3期。

⑦依據官方網站的信息，富士康在進入中國15年后已經位列世界500強企業第60位。

⑧關于電子產業的設計規則的模塊化，參見C. Y. Baldwin and K. Clark，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75， No. 5 （1997），pp. 84-93。本文第四節對這一問題有詳細的討論。

⑨［日］神原清則等：《イノベーションと競爭優位》，東京：NTT出版社2006年版。

⑩以富士康代工生產的蘋果手機為例，其核心部件均來自歐美日韓企業。

11在模塊化的設計規則之下，核心部件和其他部件的接口是標準化的，核心部件生產商無須向組裝企業提供關于核心部件的設計信息。因此，富士康等組裝企業難以通過生產過程來獲得關于核心部件的知識。

12正是出于這種顧慮，富士康的領導人公開表示決不進入產業上游。參見杜舟、馬鳴：《無品牌缺技術：富士康困獸猶斗》，載《IT時代周刊》2011年第16期，第38頁。

13關于富士康的分工形態，參見北京大學等高校富士康課題組：《富士康調研總報告》，2011年，第23～35頁。

14同上，第21頁。

15筆者于2011年7月與富士康的現場員工進行交流時，一位17歲的女工告訴我們，“我喜歡加班，但是不喜歡工作”。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直接而深刻地體現了富士康的工資體系的本質。

16關于“宿舍勞動體制”，請參見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33頁。

17B. S. Park， China Rising： East Asian Responses， Seoul： Sumsu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2006.

18［美］威廉·拉佐尼克：《車間的競爭優勢》，徐華、黃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

19R. Boyer and T. Yamada（eds.）， 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A Regulationsit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S. Bowels， G. Gordon and T. Weisskopf， Beyond Waste 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 London： Verso Books， 1985；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方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美］邁克爾·布若威：《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李榮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20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56～58頁。孟捷對吳易風的研究進行了詳細的擴張。參見孟捷、楊志：《技術創新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拓展》，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年第2期。

21謝富勝：《分工、技術與生產組織變遷：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演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闡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22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57頁；高峰：《論生產方式》，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2期，第16頁。

23在布若威那里，國家的作用通過強化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縱向的權力關系而得以體現。因此，他所關注的是生產方式的縱向部分。類似地，“宿舍勞動體制論”主要從生產過程的延伸的角度來把握勞動—社會關系，強調的是生產方式中的垂直的權力關系的擴張問題。

24K. Ulrich， “The Role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in the Manufacturing Firm”，Research Policy， Vol. 24， No. 3 （1995）， pp. 419-440.

25Ibid， p. 63.

26對于不是由部件構成的產品，可以根據加工產品的工序之間的關系來對產品建構進行區分。如果工序之間不存在相互干擾，則產品的建構是模塊型的；如果工序之間存在相互干擾，則產品的建構是集成型的。參見［日］藤本隆宏：《日本的制造業哲學》，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6年版。

27C. Fine， Clockspeed： Winning Industry Control in the Age of Temporary Advantag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36.

28M. Sako， “Modularity and Outsourcing： The Nature of Co-evolution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and Organization Architecture in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 Prencipe， A. Davies and M. Hobday （eds.），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4.

29Ibid， p. 235； ［日］延岡健太郎：《MOT“技術經營”入門》，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6年版，第81頁。

30H. Chesbrough， “Towards a Dynamics of Modularity，” in A. Prencipe， A. Davies and M. Hobday （eds.），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日］延岡健太郎：《MOT“技術經營”入門》，第76～78頁；T. Fujimoto， Architecture-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 Design Information View of Manufacturing， Evol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Vol. 4， No. 1 （2007）， pp. 55-112。

31［英］羅納德·道爾：《企業為誰而在》，宋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2［美］赫伯特·西蒙：《人工科學》，武夷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37、166、128、188頁。

33［日］藤本隆宏等：《商業模式的建構》，東京：有斐閣2001年版，序言第1頁。

34同上，序言第7頁。

35需要注意的是，集成型建構和模塊型建構的差異不是絕對的，主要是程度上的。

36同注釋13，第42～43頁。

37據披露，為了保持產品對市場的沖擊力，蘋果往往在生產前的最后一周才下訂單。為緩解巨大的交貨壓力，富士康必須動員工人超時加班，而宿舍勞動體制為這種“制度化的加班”提供了保障。參見杜舟、馬鳴：《無品牌缺技術：富士康困獸猶斗》，載《IT時代周刊》2011年第16期，第39頁。

38關于我國電子企業在產業升級方面的難題，參見宋磊：《中國版模塊化陷阱的起源與形態》，載《學術月刊》2008年第2期。

39筆者在對西南地區相關城市進行的調研中發現，為富士康提供標準廠房和員工宿舍正在成為新的競爭手段，而相鄰城市都力爭自己提供的優惠條件不低于對方。

宋　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孟　捷：清華大學《資本論》與當代問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