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民主目前還沒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議會、非國大黨內的各種民主場合的交鋒具有明顯的社會背景，純粹比賽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較少。換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優點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實質內容還是非常突出的。形象相對不佳的祖馬能夠勝過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姆貝基，就是因為祖馬的社會基礎比姆貝基雄厚。而王曉鵬先生提到的工會太強、罷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階級社會”的寫照。

　　種族隔離時代留給新南非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貧富差距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間。在種族隔離時代最嚴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在種族隔離末期的1987年，這個比值提高到8.5%；在過渡期的1993年為10.9%；在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為13.5%，到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經濟危機，黑人失業率升高，這個比值又跌到13.0%。當年發生的“排外騷亂”就與此有關。

　　新南非黑人內部的貧富分化比白人內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白人中僅為0.36，并不高于歐美，而在黑人中卻達到0.51，不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亞裔。民主化以來，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別是姆貝基政府出臺了著名的《黑人經濟賦權法》（縮寫BEE，被戲稱為“蜜蜂法案”），鼓勵黑人企業家成長，用中國的說法，就是“讓一部分黑人先富起來”。十多年來“富黑人”（又稱“蜜蜂富豪”）持續崛起，對縮小這種差異很有影響。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僅由于種族隔離的廢除，與新南非的經濟改革也很有關系。我以前曾指出，舊南非經濟具有“種族社會主義”的特點，在白人私有經濟發達的同時，為了“布爾人的團結”，給“窮白人”提供鐵飯碗，并且強化白人國家的經濟控制能力，建立了龐大的國有經濟。種族隔離末期，南非出現經濟危機，“種族社會主義”難以為繼，變革國有經濟就成為趨勢。

　　非國大政府實行種族和解政策，并沒有像“黑人統治”的津巴布韋等國那樣打擊、沒收白人私有財產，但對于原來白人國家的國有經濟，則明顯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讓黑人進入國企，改變員工和管理層的種族結構，另一方面，從長遠講為了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從眼前講為了解決轉型期國家的財政困境，非國大掌權后的南非也出現了一輪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浪潮。在初期，這種改革只是使一些“窮白人”丟了鐵飯碗，黑人并沒有多少異議，無論從喜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右派的角度，還是從充實國家財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這項政策都能得到支持。于是大量資源從國家控制下釋放出來，轉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給定的條件下，主要是轉入黑人手中。

　　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號稱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澤佩（Patrice　Motsepe，一譯莫特賽比）。他在2011年擁有的私人資產凈值為27億美元（221億蘭特）。莫澤佩原來是個黑人律師，對法律變化有特殊的敏感?！逗谌私洕x權法》剛通過，他就捕捉到機會，籌資盤下多處礦山，包括金礦、鉑礦、有色金屬和鐵礦，成為南非首個黑人持有的巨型企業“非洲彩虹礦業”集團（ARM?。┑睦习?。耐人尋味的是，這位黑人首富還是一位共產黨員，不時可以看到他與南非共領導人一起出現在黨的集會上。

　　莫澤佩的姐夫西里爾·拉馬福薩的崛起更是傳奇：他是老資格的非國大活動家，而且是非國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強大的工會組織全國礦工工會（NUM）的領袖。在過渡時期，他是與白人政府談判的非國大代表團團長，又是制憲會議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為非國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懊鄯浞ā蓖ㄟ^后，他立即華麗轉身，辭去政府職務（但仍保留非國大的要職），下?！安擅邸?，成為“新非洲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創辦Shanduka集團，廣泛投資于礦山、能源、房地產、銀行、保險和電信等行業，從礦工領袖一變而為礦業大亨，成為與內弟齊名的大富豪。據說，他在“非洲大陸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但是在另一方面，大部分黑人得到的好處并不那么明顯。盡管強大的工會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資明顯增長，但由于經濟增速不夠以及結構調整，黑人失業率一直很高，導致貧困率居高不下。結果就是：與種族隔離時代黑人的普遍貧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貧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有貧富，黑人全都窮。新南非在短短十幾年間就使黑人從普遍窮困的“平均主義”狀態變得遠比白人更加貧富懸殊——這使人聯想到，中國這些年不也是從所謂“平均主義”時代很快變成遠甚于西方的、基尼系數高達0.5-0.6的高度不平等社會了嗎？

　　由于黑人中貧富分化的發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縮小，南非今天全國總的貧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種族隔離時代更高。有統計認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數達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數高達0.70，乃至0.75。還有一種說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個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列。

　　就變化趨勢而言，有研究認為在曼德拉和姆貝基時代的1993-2008十五年間，南非基尼系數上升了四個百分點，從0.66升為0.70　，還有數據說從1994到2005年間，南非基尼系數從0.593升至0.631?？傊?，新南非的黑人與白人之間要比過去平等，但是黑人內部的分化卻很劇烈，而黑人又占南非人口的絕大多數——南非黑人原來占總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種族隔離廢除后部分白人遷走，現在已經占到五分之四。因此，黑人中的分化實際上決定著整個南非的分化狀況。這就使得舊南非已經很嚴重的貧富分化在新南非總體上不僅沒有緩解，而且更加嚴重。從絕對值而言，南非的貧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從趨勢來講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無疑對南非新生的跨種族民主制度構成了嚴重挑戰。

　　當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對南非的貧富分化不能只看基尼系數，還應考察分化的機制和性質。種族隔離時代身份性特權造成的“等級分化”在性質上不同于新南非。在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場機制下形成的“階級分化”。這正如中國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例如工人或農民）中的“平均主義”與不同身份等級之間的“待遇”懸殊，到了改革后的市場經濟下也變成了顯性的貧富分化一樣。應當說，一定程度的非特權性的競爭型分化是發展市場經濟必有的現象。但是它不能懸殊得離譜，不能“贏家通吃”。特別是如果分化的懸殊又和舊體制留下的“起點不平等”有關，那就更讓人難以接受。

　　不過，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到了一定的“鎮痛”作用。民主南非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法治比較完善，《黑人經濟賦權法》和經濟改革的其他法律一直飽受爭議，卻是在各階層的“代議士”充分博弈后由議會多數通過的。這個突出“黑人賦權”的法律未必是“機會均等”的，但由于過去的種族隔離制度剝奪黑人機會的嚴重不公正，在不搞經濟清算的情況下對黑人進行“機會補償”，也是一種“矯正的正義”——連諾齊克這樣極端強調自由競爭的思想家也是承認這一原則的。

　　當然，即便在黑人中，成為“蜜蜂富豪”的機會也遠談不上平等，尤其對于拉馬福薩這類從高官變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權致富更是爭議很多。不過，暴露在相當自由的南非輿論下的拉馬福薩似乎比較自信，因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窮人（不是自稱代表，而是確實在自由競選中得到大量窮人選票）的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的支持——既然窮人都不“仇富”，你們不那么窮的人還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溫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階級斗爭”的另一個重要話題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白人殖民過程主要是在農業時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嚴重的歷史罪惡?！芭廴嗣瘛钡膯栴}在黑人解放后解決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個“政治正確”之所在。在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宗主國的影響主要在城市，很多鄉村還保留著非洲傳統的部族、部落狀態。而南非和津巴布韋等少數國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卻是在所謂“獨立”（白人自立建國）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統治，這些本土白人絕大多數原是農業殖民者（所謂“布爾人”即“農夫”之意），他們對傳統黑人部落生存空間的擠壓，要比“宗主國的殖民統治”嚴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問題也就更加突出。應該說，殖民者用強權“霸占土地”要比類似中國自古以來土地私有制下民間買賣、繼承形成的土地關系更不公平，因此土地改革的號召力也更大。

　　如果說“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歷史問題，那么南非現代化農業中的勞資矛盾就是現實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認為，資本主義的兼并過程會消滅家庭農業，在農業中普及使用雇傭勞動的大農場，從而發展出農業資本家（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之間的階級沖突。但歐美并沒有出現這種場景，使用業主家庭勞動和輔助性季節工的家庭農場至今仍在現代農業中長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現了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場景：使用全職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節工）的大農場成為現代農業的主體。于是南非農場主與農業工人間的階級斗爭就比歐美明顯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這些黑人農業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鄉村黑人還是生活在類似過去“黑人家園”那樣的傳統部落地區，部落“集體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塊份地由家庭耕作，類似中國的“責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貧狀態下糊口型的自給農業，并沒有“責任田”那種把農民從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來的積極作用。舊南非只是以此作為城市黑人“流動工人”的所謂退路，把他們的“戶籍”留在農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婦女、兒童、老人）”人群。

　　由于靠這種糊口農業維持黑人勞工家庭的“兩棲”性顯然不可持續，當年設計這種“種族主義新農村”體制的湯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給“黑人家園”補充土地，使那里的農業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農場主不肯而未實現。白人政權轉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長“獨立建國”來實現流動勞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這一邪惡的夢想。新南非廢除黑人家園制度后，這里的兩棲家庭主要去向是進城團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則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務，更新基礎設施，以便就地脫貧。真正想既不進城又脫離部落、移居到原白人農場地區去通過土地改革“當家作主”的黑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進土改的主要是黑人農業工人。盡管在前“黑人家園”與白人農場區接壤地帶，很多“家園”居民就在附近白人農場做工，并因而兼有農業工人身份，但是南非農業工人總數仍比前“黑人家園”人口少得多，當然比總數約四萬余人的白人農場主還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沒有中國那種農民（peasants）概念，原“家園”人口被視為傳統部落居民，所謂“農民”（farm-ers）是指農場主。盡管新南非黑人中出現很多“蜜蜂富豪”，但農業并不吸引他們，所以農場主基本上仍是白人。于是在南非，你常常會看到“工人”（黑人農工）要求土改、而“農民”（白人務農者）反對土改，這種現象中國人不易理解。

　　盡管“奪回白人霸占的土地”訴求很正義，但是另一方面，不僅糾正三百年來的不公正要受到現實狀態的“時效”制約，畢竟“霸占”并非這一代人的事，如果不想搞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要為幾代人以前的“霸占”而清算現在的業主，顯然是不現實的。更重要的是，當代南非白人經營的現代化農場農業與黑人傳統的部落農業之間有巨大的生產力差距，這是中國過去那種地主主要出租土地，而佃農與自耕農搞的都是傳統農業，完全無法相比的。中國的土改盡管至少從現代產權觀念看，其公正性存在爭論，但對生產力尚無很大的負面影響（后來的集體化另當別論）。但在南非、津巴布韋這兩個南部非洲國家，激進土改至少在許多黑人看來無疑是公正的，但對白人農民而言，讓他們為百年前祖先的罪過而吃苦頭是否公平就是另一回事。然而，南非在生產力方面的巨大損失很慘重，更不用說這種做法完全不考慮黑白和解，在政治上也有負面影響。

　　更何況，現實中的變革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抽象的正義觀念而是來自現實的利益博弈，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而南非的黑人農工和白人農民在黑白兩大種族中各自都是很小的群體。南非黑人如今高度城市化，鄉居者少，鄉居者中部落民也更多，農工更少；四萬農場主在白人中是少數就更不用說，而且相對來說，他們在各自種族中也都比較弱勢：“老布爾”今天即使在阿非利卡語中也成了保守、顢頇的代名詞，早已不是白人的主流社會，而在今天高度組織化的南非工人階級中，農工的組織程度又比較低，在工全會中基本說不上話。絕大多數黑人和絕大多數白人對于他們的訴求很難有切膚之感。

　　不過，南非農業中的階級斗爭卻比城里要更與“黑白斗爭”相重疊。城里如今黑白種族分化都很明顯，黑富豪與窮白人都不罕見。但是農場主中并沒有黑富豪，農工中也沒有“老布爾”，農業中“工人”與“農民”的斗爭幾乎就等于黑白斗爭。而黑白問題在南非當然非常重要而且事關“政治正確”，土改問題在民主政治中經常炒得很熱就容易理解。但由于不是絕大多數人的切膚之痛，它實際上一直只是其他斗爭借用的籌碼，本身在國內政治中并不真正受重視。

　　在經常被拿來與南非做比較的津巴布韋，“黑人統治”后穆加貝政府本來土地政策也并不十分極端，但他的專制統治遇到危機、經濟衰退引起不滿后，就越來越需要尋找“敵人”，用激進土改調動民粹情緒，以把憤怒引向白人農民的辦法來回避政治改革。結果是對該國農業造成嚴重破壞，把當年號稱“非洲面包籃”的農業先進地區弄成了一個依靠國際社會救濟的饑饉之鄉。對南非來說，這是前車之鑒。加上新南非一直實行民主政治，民眾的不滿可以在政黨斗爭和政治家的輪替中釋放，階級斗爭更可以充分地表現為代議制下的討價還價，無需人為地制造你死我活的氣氛。因此，南非走了一條完全不同于津巴布韋的土改之路。

　　新南非政府1994年執政后就承諾通過法治、和平的手段，經過一定時間，漸進地消除土地問題上的不公平。該年的《重建與發展計劃》列有土改內容。當時宣布經過20年，到2014年將有30％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

　　最近，祖馬總統在紀念1913年種族主義《土地法》100周年之際發表文告，承認土改“一直進展緩慢，2014年再分配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迄今只有670萬公頃的土地被轉移、再分配和歸還?！本徛脑蛟谟诜菄笳诠絾栴}上一直堅持贖買而不是剝奪，在效率問題上堅持發展商業性黑人農場，而不是用傳統部落農業取代白人農場農業這兩大原則。

　　在上述670萬公頃土地中，有400多萬公頃是政府收購的。這些土地上共有4813個農場已轉移給黑人。通過各種再分配方案，這四百多萬公頃土地惠及了23萬多黑人，包括5萬多婦女，32563個年輕人和674名傷殘軍人。2010年以來，南非政府又以資本重組的方式改造了696個大農場，即以政府參股和黑人入股的方式把原來完全由白人獨資的農場改制為股份化的農業企業，這696個資本重組農場中有332個種植場、364個畜禽養殖場，共為4　982名全職工人解決了就業，并投資18億蘭特建設基礎設施。這些農場全部盈利，到2013年1月底已經收入1.26億蘭特。

　　土改緩慢引起了像馬勒馬那樣的激進人物的強烈抨擊，他甚至主張學習津巴布韋，搞暴力土改。南非民主政治中也有不少團體要求加速土改。但是，即便在“更左”的祖馬取代“自由主義的”姆貝基后，非國大政府的土地政策仍然一以貫之。原因有二：

　　一是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黑人加速進入城市，尤其是原來“流動工人”留在“黑人家園”的家屬，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之類，大都進城團聚，南非本國籍“農民工候鳥現象”已基本消除。2009年，南非五千萬人口中只有1200萬生活在農村，農業勞動力與產值占全國總量的比重更只有幾個百分點，土地問題的壓力相對而言不是很大。

　　二是如同在非農業領域一樣，非國大政府實行“以福利代替清算”，以二次分配代替產權剝奪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盡管土地改革步伐緩慢，但農村公共服務進步明顯。祖馬政府宣布：“生活在農村的人們也應該有水、電、衛生、優質的醫療保健和教育，有道路和賺錢機會?！币虼藳Q定把土地改革工作從農業部剝離，另設專門的土改機構，而讓農業部專注于國家的農村發展計劃。南非政府仍然強調農村優先，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經不怎么提土改優先了。

　　盡管如此，土地問題在南非還未解決，仍將繼續成為民主政治中的一個話題。尤其是南非自種族隔離制度末期以來，失業率和犯罪率高企，生活在警方治安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而又相對富裕的白人農民-農場主成為犯罪分子重要的作案對象。襲擊白人農場，尤其是造成命案的襲擊事件頻發，成為南非治安問題的一個突出方面。據說四萬余農場主中如今累計已有三千人遭到謀殺，命案發生率四倍于城里——眾所周知，南非城里的暴力犯罪已經夠嚴重的了。于是，正如在土改問題上非國大政府受到兩方面的抨擊——“工人”嫌土改太溫和，“農民”卻說土改太激進，在農場主遇襲問題上是“右派”指責政府懲辦不力，“左派”指責政府小題大做。

　　如果按過去的意識形態史觀，我們會說這是針對白人富戶的農民“起義”，正如過去我們把中國古書上所有關于“賊”、“寇”的記載都編入“農民起義資料集”一樣。但是今天在南非，“白人農場主遇襲”問題反而使激進土改更難進行：

　　一是現今南非民眾和政府都對犯罪率高企深惡痛絕，對犯罪都要譴責和懲辦。結果常常使政府面臨尷尬。如1997年曼德拉總統在此類報道的壓力下，批準建立了保護農場的專職警察部隊，結果到2003年發現，這支部隊成了當年白人極右翼民兵的變身，不得不予以解散。2010年白人極右翼分子歐仁·特列布蘭奇在自己農場被兩名黑人農工謀殺。他本人原來搞過極右翼恐怖活動，并曾因此被判刑，是個聲名狼藉的人。但他的被殺卻把他變為偶像，數千人參加葬禮，白人右翼輿論強烈反彈，把這類事件稱為（針對白人的）“種族主義暴行”。政府除了呼吁“冷靜”外無法反擊，還宣布禁唱了馬勒馬派的一首激進歌曲（其中有“殺死布爾人”的歌詞）。這類報道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把白人農場主塑造成“弱勢群體”，對他們的激烈措施更難出臺了。

　　二是襲擊使許多農場主棄耕和逃離，影響了農業生產，并在國內外引發了對南非“津巴布韋化”的擔憂。

　　三是在襲擊罪案頻發的同時，農業工人有組織的博弈卻不發達，而且行動也往往得不到城里工會的支持。在強工會、多罷工的新南非，這一現象耐人尋味。2012年8月在馬里卡納礦山工潮的影響下，西開普省一些葡萄園農工發動“有組織、但沒有政黨、工會和NGO支持的罷工”，被視為“沉寂幾十年后”出現的農場工人運動，但工會在當地的組織卻反對這一罷工，使這次罕見的農業工潮無果而終。另外，十多年來全職農工不斷減少，農場主更傾向于雇用季節工和外籍勞工，也使得農業工人難以形成足夠的壓力集團。

　　因此一般認為南非目前的溫和土改政策還會繼續，盡管爭論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