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山下鄉”的否定，對兵團生活和兵團集體的陰暗面（比如兵團領導的以權謀私，利用職權奸污女知青，以及知青之間相互勾心斗角、相互利用、相互拆臺等等）的描寫、揭露，是老鬼《血色黃昏》的主體。對照所謂的“青春無悔”敘事（比如梁曉聲，他的知青作品把知青共同體虛假地描寫成由“共同革命理想”維系的超功利的結合體），這點體現的尤其明顯。作品中雖然也偶爾出現對兵團勞動生活、對兵團某些人的正面描寫（比如主人公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仍然有個別人對自己表示同情，天津知青張偉當著指導員的面給自己一個月餅，食堂的楊素芬“偷偷給自己兩個饅頭”。參見林胡1970年9年24日的日記，第225-226頁，）但是比例很少。直到1975林胡獲得了平凡，兵團的四個女知青考上大學即將離開的那個時候（已經接近小說結尾），小說中才出現了對兵團知青共同體的懷念。

　　 這部分集中在第七章“漆黑的夜晚”的“分別”這節。一方面是馬上要離開的女知青李曉華等非常依依不舍，傷心欲絕，另一方面是留在兵團的人依依惜別，痛哭流涕（作者并不屬于特別依依不舍或痛哭流涕的那種，但是在描寫女知青離別場景時顯然帶有極大同情）。

　　 那么，這種感情是什么性質的呢？它昭示了知青這個共同體的偉大堅固的友誼嗎？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第一、李曉華等的“不舍”感的前提是自己馬上要離開了，用她自己的話說：“平常天天盼著走，真的要離開了，心里由特別舍不得”（第496頁）?！拔覀儚娜珖鞯?、四面八方匯攏來的知識青年，相聚在茫茫草原，同甘共苦了七年，離別時才發現這點點滴滴的友誼竟是那樣美好難忘?！保ǖ?96頁）好一個“離別時才發現”——只有離別時才能發現，離別是發現的前提。在離別這個特殊時刻，知青之間的功利關系已經暫時懸置（盡管昨天他們還為了上大學的名額打得你死我活）。如果這些人不走、繼續留下來，那么，可以肯定，他們之間仍然會是一種你爭我斗的關系。

　　 第二，留下來的這些人的痛哭流涕、傷心欲絕與其說是舍不得那些要離開的人，不如說是因為自己仍然要留下來，她們是為自己的命運而哭?！八齻冇X得被社會拋棄了，被不公平的命運拋棄了，急得尖叫、跺腳、嚎啕、用拳頭砸連部房屋的土墻?！保ǖ?99頁）?！霸趺崔k呢？別人一個個上了大學，調轉，病退，招工……自己卻沒路子，走不了。這輩子的最后歸宿在哪里呢？……不敢想了，她們只好放聲大哭。她們哭離別，哭自己，哭命運?！保ǖ?99頁）?？梢?，這種哭仍然帶有極大的自私性和功利性。很遺憾的是，他們不能理性反思自己這種“命運”的制度根源，不能通過共同的政治信念把自己組織成自覺的政治共同體，不能發出集體的抗議、做出集體的行動，他們至多是一個前政治的生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一個眼淚共同體，擦干了眼淚以后依然是一盤散沙。

　　 可見，知青分別時的這種情感性質，是與知青共同體的組織性質緊密相關的。知青是一個什么樣的共同體組織？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共同體（比如猶太人）嗎？不是；是基于政治見解、政治信念的共同體（比如東歐國家的異見分子）嗎？更不是。知青是一個基于一種自己無法操控、也無力真正理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權力安排而被驅趕到一起的命運共同體。但知青自己并不清楚地知道這點，因此不能對自己的命運進行理性反思，也不會形成自覺的對抗這個政治權力的共同體組織。對他們而言，這種“命運”是外力強加的、被動的甚至是神秘的（盡管當時有些人參加兵團好像是“主動”的，比如林胡和他戰友就是寫了血書才到了內蒙古草原；但是，支撐他們這種行動的那個“理想”是被灌輸的，而且在現實中很快幻滅）。這樣，這個所謂的命運共同體的維系物只是一些物質性的東西：共同的身體受苦經歷、共同生活的地方：“小小連隊抬頭不見低頭見，打完了架，吵完了嘴還得睡一條炕，擠一個蒙古包，…….共同受累受苦。頓覺一股寒意?！保ǖ?97頁）這里突出的是知青們相互依賴關系中的身體維度和生理維度，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否有點類似羊群中少了幾只羊？“不同的…….分不清你的我的?！保ǖ?96頁）。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列舉“一個蒙古包”“一口井”“一鍋飯”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共享生活器具，正是這些日常生活的物質用品把他們維系在一起。這不是一個政治性、宗教性的共同體，成員之間沒有共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他們的聚合也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缺少精神維度，它是前政治的、非理性的。

　　 這樣的共同體因此也就具有了如下特點：1、它只是維系于特定的時間（兵團時期）和地點（內蒙古兵團），一旦這種時間和空間關系變化了，就會解體，因此是非常短暫的；2、它具有突出的功利性，無論是相互幫助、相濡以沫，還是相互拆臺、相互攻擊，生存是他們的第一原則。前者如“大冬天，當你干一天活回到屋，生病的兄弟早把飯打回，放到火爐上，滋滋冒著熱氣…….當你在東河牧區生病了，會有人連夜套上勒勒車，一步步牽著牛，穿過荒原，把你送到連部衛生室?！保ǖ?96頁），后者的例子就更多了。3、原始性和情感化，它是為了身體生存而維系在一起的。作品中有一段與動物的對比非常說明問題，“1969年初來草原，深夜幾十頭牛聚在一起，為被殺的同伴哭泣、哽咽、喘氣、蹄子刨地的場面又重現了。不同的是幾十頭牛換成了五十多個年輕姑娘。它們也為失去同伴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用力跺腳，以拳擊墻，披頭散發，拼力慘叫?！保ǖ?98頁）。這個也許是不經意的對比真是神來之筆，它說明知青共同體也和動物“共同體”一樣，乃是基于一種生存需要的聚合（他們的相互反目也是出于生存需要），這種共同體感情的存在前提是對自己的生存有利，很少有精神性因素。

　　 這些都決定了這個共同體的脆弱和短暫，也決定了在這個共同體面臨瓦解時的那種依依不舍和慷慨贈物，是短暫的、一次性的和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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