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塔利教授您好！很高興能在上海見到您。我對您的新書《處所意識》（Topophrenia）很感興趣，請問這個書名是什么意思？

　　塔利：“topophrenia”是我首創的一個概念，我想表達的是“place-mindedness”，即對“處所”有所意識的精神狀態?！皌opo-”這個詞根來自希臘語“topos”，它在哲學里面表示“處所”。這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處所，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點?！皃hrenia”可能會讓人聯想到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但我并不想用“topophrenia”這個概念指代一種疾病，只想用它來表示我們對處所的焦慮與恐慌。著名文化地理學家段義孚有個概念叫做“戀地情結”（topophilia），它指的是我們對于某地的熱愛。而我認為，當我們在某個處所之內（或之外）的時候，我們對它的感受不一定是快樂的，有時也會感到焦慮。這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焦慮（angst），尤其是當我們在某個地方顛沛流離、迷失方向的時候，我們會意識到這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因此，處所意識包含了空間迷失的焦慮，它召喚我們在認知層面為處所繪制一副地圖。繪圖有助于我們想象自己與處所、與他人的整體關系，這就是我在此書的導論部分提出“繪圖之緊要性”（cartographic imperative）的原因。

　　 陸揚：您多次重申，您與貝特朗·韋斯特法爾（Bertrand Westphal）的“地理批評”（geocriticism）有所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您更注重文本分析，而韋斯特法爾則垂青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涉及到的個案能不能舉例闡述？

　　塔利：是的，韋斯特法爾比我更加注重跨學科的研究。雖然我們對“地理批評”的理解和使用不同，但我們是朋友而不是對手，我的這本《處所意識》就是獻給他的。我認為我們最大的不同在于，韋斯特法爾團隊專注于“地理中心”（geo-centered）的研究方法，他們先挑選一個地點（可以是一座城市或一座島嶼），然后開始搜集與它相關的各類文本加以研究。文本可以是一首詩、一篇小說、城市規劃書、旅游手冊、政府公文等等。韋斯特法爾反對“自我中心式”（ego-centered）以某個作家為主體的研究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局限性很大，因其只關注喬伊斯的都柏林、?？思{的密西西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但我恰恰比較喜歡這類“自我中心式”研究方法，比如我的博士論文就專注于麥爾維爾《大白鯨》的南太平洋敘事（而不像韋斯特法爾那樣關注同一空間的不同聲音和視角）。韋斯特法爾也承認，自己的問題在于搜集材料的邊界是不明確的，十本、二十本還是更多？而我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在我討論麥爾維爾的文章中，我就從一篇文本出發探討里面的空間、地點是如何被表征的，還從它的繪圖中看到了隱喻的社會關系。我讀大學的時候就用過“地理批評”（geocriticism）這個詞，但是直到2008年才在學術會議發言中正式討論這個概念，該文2011年才正式發表?，F在，作為“地理批評與文學空間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叢書的主編，我不想把地理批評作為某種特殊的方法論，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新的視角，能對各個領域有所啟發。這個系列現在已有30余本專著和論文集，覆蓋面很廣。例如，有一本書分析了伍爾夫小說里的各種房間，還有一些關于拉丁美洲、非洲文學的空間研究。叢書的編寫從2013年開始，2014年出版了第一本書（ Emily Johansen, Cosmopolitanism and Place），之后也出過有關文學繪圖、薩義德、地理批評、生態批評相關的種種專著或論文集，這些作品涉及到很多有趣的話題，值得深入研究。

　　陸揚：您剛剛提到生態批評和地理批評，那么從您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主要區別在哪里？

　　塔利：生態批評與環保運動息息相關，涉及到綠色政治、資源循環、可持續能源等等，它就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一樣從社會運動中萌芽而生，最終運用到文學批評之中。雖然地理批評也會牽涉城市規劃、建筑規劃中的政治因素，但我不認為它的核心關切是空間中的政治，它和政治運動的關聯沒有生態批評那么緊密。雖然地理批評與生態批評的研究范疇會有重合的地方，例如風景描寫、城市化進程的表征，但生態批評更加關注環保運動和意識形態，而這不是地理批評的核心問題。

　　陸揚：地理批評和傳統的作品環境分析有什么不同？流浪漢小說用環境串聯事件，由此成為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19世紀小說中的典型環境描寫，這一切跟地理批評又有什么不同？

　　塔利：流浪漢小說、旅行小說的確會與空間發生關聯。這個問題其實和文類（genre）相關，某些文類比其他文類更具空間性、更加關注空間問題。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就認為烏托邦小說是一種具有空間性的文類。烏托邦空間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空間，就像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它不會向我們展示在時間中展開的情節，而是通過種種畫面和圖像向我們展現空間的樣態。烏托邦是一個完美的地方，往往沒有痛苦和辛酸，因此，烏托邦故事缺乏戲劇性，不夠精彩，只是描述這是一個怎樣的空間。它們總是向我們呈現政府如何、學校如何、教育如何，而非強調時間的流動性，也不是線性地講述一個故事是如何發展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烏托邦敘事是外在于歷史的，它們只需呈現某種終極狀態而無需交代這種狀態是如何達到的。烏托邦往往存在于歷史之外，也在空間上與我們身處的世界斷裂，就像莫爾的烏托邦是一座島，它本來與陸地相連，后來才被分離出去。莫爾之后的烏托邦小說大多發生在未來，例如一百年之后，這就是時間上的斷裂?？傊?，它與我們身處的世界割裂。

　　陸揚：您能否再詳細闡述一下地理批評與馬克思、恩格斯對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環境批評有何不同？

　　塔利：我感興趣的是空間被描述、被表征、被想象（或再想象）的方式，這在馬克思喜愛的小說家巴爾扎克以及美國浪漫主義作家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那里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巴爾扎克描繪的空間往往是城市的、現代的寫實空間，而庫珀描繪的則是紐約之外的叢林空間。我認為巴爾扎克受庫珀的影響很深，他對巴黎城市空間、街道景觀的建構取材于庫珀對北美叢林的想象。雖然他使用的是現實主義手法，但其中包含了奇幻的營造。我記得狄更斯小說中有一個情節——有個人在門的背面看到門上掛著一個詞“mooreeffoc”，他很好奇門內是個怎樣的世界，推門進去之后才發現，這只不過是“coffeeroom”（咖啡廳）的鏡像。這就是狄更斯的現實主義手法，有時，庸常無聊的日常生活也能像那間“coffeeroom”一樣看上去很魔幻。這表明，即使是見慣不慣的日?？臻g，我們也能從中解讀出不同的內涵。傳統環境批評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地理批評正在做的事情，我不想將兩者區分開來，而是想將它們放置在某種對話關系中互相借鑒。就像奧爾巴赫的模仿論以及盧卡奇的現實主義批評，它們雖然不太提及空間概念，但是空間問題對于理解他們的理論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在我的新書《處所意識》第六章，我提到了盧卡奇文本中的繪圖問題，作為一名在一戰時期寫作的理論家，盧卡奇文本中與空間有關的元素被我發掘了出來。

　　陸揚：如果將空間問題追溯到兩希文化的源頭，例如阿伽門農的邁錫尼、阿喀琉斯的斯庫羅斯島、俄底修斯的伊大卡，以及赫克托的特洛伊，這些地名對于文本敘事本身意味著什么？《奧德賽》中俄底修斯歷經萬水千山，千辛萬難回到故土伊大卡，按照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說法，那是展現了人類的心路歷程。地理批評對此有何新見？

　　塔利：我很喜歡這個問題，因為我會在課堂上講授荷馬史詩，尤其是《奧德賽》。古希臘史詩中的地名很有意思，史詩往往會對地名有所描述，這使地名本身成為史詩的一部分。例如，在《奧德賽》第9卷的開頭，當俄底修斯告訴斐西亞人他來自“伊薩卡”時，他注意到伊薩卡“是一個養育兒子的好地方”，這給這個地方和這個故事增添了一些令人心碎的元素，因為我們知道，俄底修斯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見過他兒子（和父親）了。同時，他所經過的一些地方也在名字中暗示了他所經歷的種種障礙。這意味著如果要成為一個聰明、成熟的人，這些痛苦是必須經歷的，所以這些地點也就成為俄底修斯成長經歷的一部分。對荷馬來說，古希臘人心目中的地中海世界受制于他們的視野，但每個地方都是有意義的，它們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點，而是被附加了許多含義，例如獨眼巨人（Cyclops）和塞壬（Sirens）所在的地方都意味著危險。我認為在《奧德賽》中，每個地方的意義都內在于特定的故事情節和特定的神明。

　　陸揚：再看《舊約》，請問《創世記》中亞伯拉罕（Abraham）獻祭的摩押地（the land of Moriah）是在哪里？文中說到那個地方距離亞伯拉罕住地不遠不近，剛好三天路程，這意味著什么？地理批評能夠在這里展示出什么新的批評視野？

　　塔利：在《圣經》文本中，某個地點的意義必然是重要的，它可以折射出當時人們對于世界的感知與體驗，也可以反映出上帝讓某事發生于此地的用意和目的。然而，地點的意義往往是非常神秘的，它是由神啟的方式給出的，而不是用科學方法推測得來的。文學中的地理批評就是要通過這些地點所透露的神啟意義揣測上帝的意志?；蛟S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對這座山（摩押山）的確切位置很感興趣，但是，閱讀相關的文學文本卻不需要把它還原為現代地圖上的精確坐標。三天的時間對這個故事來說是有意義的——你可以想象，在這三天的時間里亞伯拉罕的信仰遭受了進一步的考驗——后來的基督徒可能會將這三天與耶穌受難的三天聯系起來，聯想到死亡和復活。在此，我們看到地理空間帶有隱喻的意義：它們將展示出地理、地域性和地形對孕育出這些詩歌、故事的文化是多么重要，同時也展示出我們的思維方式是如何受地理景觀所影響。

　　陸揚：《舊約·雅歌》里多以城市來比喻書拉密女，如書拉密女自比基達的帳篷；良人對她說，你的頭發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4:1），后來又稱贊佳偶說，你的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6:4）。以及你的鼻子仿佛朝著大馬士革的黎巴嫩塔，你的頭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7:4）。這些身體的比喻似乎不可理喻。地理批評在這里能夠有何作為？

　　塔利：《圣經》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本神圣的書。從處所意識的角度來看《圣經》，它將自然空間、人造空間以及它們的隱喻義和人體聯系了起來。17世紀法國作家斯居黛里（Madeleine de Scudery）繪制了一幅“溫柔鄉地圖”（Carte de Tendre），它展示了一個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她的情人成功地比作自然景觀，例如把頭發、鼻子比作山川河流，這樣的比喻感性地揭示了通往愛情的正確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表明我們對空間或地理的想象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氐健妒ソ洝愤@類比較神秘的文本，由于上帝把這些地方分給猶太人并使它們成為圣地，所以這些地方理所當然就是美麗而神圣的，而空間上的美又會讓我們聯想到女性身體的美，這樣一來，古人用女性身體來隱喻某個地方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從情感地理學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或許還會有更多新的發現。

　　朱立元：前面談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環境”概念，我想補充一個新的問題。在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一封信里，他在基本肯定哈克奈斯的小說《城市姑娘》的同時，也批評了它的不足。小說敘述了倫敦東頭的一位無產階級姑娘被資本家引誘、欺騙、拋棄，由此反映出工人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一面。恩格斯認為，從揭露現實的角度來說，這篇小說是很好的，但是它沒有寫出工人們的反抗意識和他們的崛起。整個19世紀70年代是歐洲工人運動發端的年代，時代已經變了，所以小說中的典型環境也要跟著改變，為什么《城市姑娘》中倫敦東頭的覺悟比較慢、工人階級還沒有覺醒呢？因為作者沒有看到“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復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劇烈的努力”，所以，這篇小說中的環境不夠典型。一個環境的典型與否取決于作者能否看到時代發展的前景，假如還停留在過去的年代，看不到工人階級的覺醒和時代的反抗，這樣的環境描寫就不夠典型。所以，典型環境的塑造需要作者對整個社會現實和時代發展具有充分而深刻的體察，只有這樣，文學作品才能站在時代前列、表現時代精神。我覺得這個問題與地理批評的關系非常緊密，環境批評是有意識形態性和政治性的，而地理批評也能對此有所作為。雖然馬克思、恩格斯那個年代還沒有“地理批評”這個概念，但我認為，即使是政治性和介入性很強的小說，也能有地理批評發揮的空間，為什么倫敦東頭是這種環境？東頭與整個社會環境、與英國（甚至歐洲）的大環境又是什么關系？剛才您講到盧卡奇現實主義理論中的空間問題，我想盧卡奇對這個問題一定是有所關注的。所以，我認為地理批評可以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批評作出新的闡釋和新的補充，它不完全排斥政治，也能與意識形態批評結合起來。

　　塔利：我同意您的觀點。我自己講課時會經常涉及19世紀小說，這段時期正好是浪漫主義過渡到現實主義、然后又從現實主義發展到現代主義的時期。同時，這段時期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積極發展自己理論的時期。他們的理論對后人（例如盧卡奇）具有深遠的影響，也對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主義批評影響很大。他們強調的現實主義并不是要回答現實中有沒有龍、有沒有宇宙飛船之類的問題，而是要敘述那些常見的、合乎情理的故事，這就要求小說具備日常生活的現實質感，就像這件事應該發生在生活中一樣。因此，恩格斯的現實主義反對傳奇、奇幻的故事，也與后來的現代主義敘事針鋒相對。地理批評與文學繪圖追求對于現實的真實感知，探究如何真實地表征我們所處的世界，這就要我們思考讀者怎樣為小說繪制一幅認知地圖、作家怎樣如實地描寫一個街道等等一系列問題。詹姆遜曾認為，現實主義小說需要讀者去繪制一張地圖，由此將碎片化的、流動的、難以表征的、瞬息萬變的現代世界整合為一個整體。在這個意義上，詹姆遜把這種認知性的繪圖方式稱為“現代主義策略”（modernist strategy）。在我自己的研究（例如Topophrenia）中也提到，文學繪圖是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的，但它也必須面對奇幻的東西。雖然繪圖可以如實再現我們身處的世界，但是我們仍有必要想象其他的世界（就像烏托邦那樣），因為哪怕是最符合現實原則的地圖，它們在本質上仍然是奇幻的，就算我們想呈現出非常寫實的街道，地圖上的線條也完全不能和實物相提并論。因此，圖像的隱喻機制在現實世界中很常見，我們只不過是用一種符號系統來表征現實。同樣，文學也在用一套符號系統表征我們身處的世界，其中必然包含一些奇幻的因素，況且文學中的認知地圖也有可能是想象世界的地圖，就像托爾金《霍比特人》中的地圖，它們不是現實世界中的地圖，完全不是現實的表征。在這個意義上，地理批評的研究對象就不局限于現實主義小說，它面向的是更廣闊的世界和更多元的文本。剛剛您提到倫敦東頭與整個英國、整個世界的關系，這個問題其實是很符合文學繪圖觀念的。詹姆遜的認知繪圖一直強調我們必須通過想象去探究一個具體的地方與更大、更抽象的空間的關系，這和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典型環境”概念既有共通之處又有不同之處，能為馬克思主義批評帶來新的見解。相比于恩格斯，馬克思本人對文學文本的討論更多，他也會關注諸如吸血鬼、幽靈、僵尸這類奇幻的形象。詹姆遜從中看到了寓言的價值，比如《城市姑娘》中那個在倫敦東頭窮困潦倒的姑娘可以是世界經濟結構的寓言，她也能和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相互關聯。因此，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實則代表了她所寓言的世界。詹姆遜曾經分析過電影《大白鯊》（Jaws），他認為雖然它沒有直接呈現政治性內容，但卻包含了非?，F實的政治象征意義，這便是一種政治無意識、一種我們對于晚期資本主義的焦慮。在我今年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End of the World as the World System”中，我討論了末日電影中的寓言問題。在過去的十年里，好萊塢至少有30部末日題材的電影問世，它們在觀眾中很受歡迎。從詹姆遜的角度來看，觀眾可以在世界末日的想象中聯想到資本主義的末日、科技的末日、世界體系的末日……這些都是寓言批評的某種形式。寓言將這個復雜的世界簡化為簡單明白的圖像，這樣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進而改變世界。因此，末日電影依舊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明顯的政治意圖。

　　朱立元：您說的很有道理。請問寓言批評怎么和地理批評產生緊密的關聯？感覺您討論的更多地是修辭層面的寓言解讀，貌似其中的地理空間屬性不太明顯。

　　塔利：我所提倡的是一種面向空間的地理批評方法，這種空間可以是想象的空間（space），不局限于現實中存在的地點（place）。世界末日電影中存在著某種同一類型的末日空間，同時，具體作品中還有特殊的小空間，例如家庭空間、工人階級空間、社會空間等等。我在論文中討論的電影是《2012》，電影的主角杰克遜是個小說家，他和妻子離了婚但他依然愛她。電影的主要情節就圍繞著杰克遜在世界末日拯救他的家庭而展開，鏡頭始終聚焦在他的家庭中，似乎他拯救了家庭就拯救了整個世界，與此同時，其他家庭的犧牲就被遮蔽了。因此，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了這部電影的核心關切。雖然電影本身是糟糕的，但電腦特效為我們建構了這樣一個末日空間，讓我們看到地球板塊的碰撞、建筑的倒塌、洛杉磯的毀滅……這種通過電腦特效來表征和想象空間的方法同樣也是空間意義上的“繪圖”。

　　陸揚：在袁源對您的采訪中，您說您使用的“文學繪圖”（literary cartography）這個術語不是指作品中有或沒有地圖插圖，而是指作家寫作過程中表征和想象空間的方法。這個說法是不是有點玄乎？多少像是泛泛而論？可以具體解釋一下嗎？

　　塔利：我對“文學繪圖”這一概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詹姆遜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概念，它的意思是要給敘事賦予形象，同時記錄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和后現代狀況中所面臨的空間混亂與社會混亂。這一概念結合了凱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漫游者理論與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前者試圖在精神上繪制城市空間的地圖，而后者則把它視為現實矛盾的想象性解決。詹姆遜后來承認，認知繪圖終究是“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的代碼，這是一種很難被人注意到的代碼，它可以用來記錄“后現代所隱含的新空間性”（new spatiality implicit in the postmodern）。事實上，我相信在視覺和語言之間、在圖像和文本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競爭，假如我們像某些人一樣用實際的地圖來“繪制”一部文學作品，我們就已經脫離了文學語境（即文字、語言、比喻、形式），拋開了文學。在?？思{的小說中，約克納帕塔法的社會空間以及體驗這種空間的方式與任何圖像化的“地圖”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這并不是說這樣的地圖不值錢，而是說它與《喧嘩與騷動》所繪制的認知地圖大相徑庭。一些作家或文本比其他人更明確地表現出地理特征（例如旅行敘事），但在我看來，所有文本都是各種形式的文學繪圖，其中，繪制的空間不僅包括地形或建筑，還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共同體。因此，精確的街道、山峰或河流并不是文學繪圖最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文本塑造的整個世界或使整個世界變得更有意義的方式。

　　朱立元：地理批評或空間批評對我們重新闡釋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定的拓展作用。恩格斯批評斐迪南·拉薩爾的劇本《濟金根》就講：“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恩格斯認為，唯有德國戲劇和英國戲劇融合在一起才能創造出戲劇的未來。他的論述反復強調德國和英國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兩種空間，它們的民族文化、地理環境與歷史進程都是不同的。從當時歐洲的整體情況來看，德國在政治、經濟、藝術等方面是落后于英國的，但是它在思想上擔任“第一提琴手”，產生了康德、黑格爾等等最偉大的思想家，這是一種不平衡的表現。我認為地理批評能在這方面大有作為。德國、英國不是想象的空間，是真實存在的空間，在不同的地域空間里面，社會、經濟、文化、民族、歷史的發展各不相同，它們培養出來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的成就也是高低不同的。在我看來，正是真實的地域空間的區別導致了各國藝術的不同特色。這是我對地理批評的一種補充性思考。

　　塔利：我贊同您的說法。我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地理批評之間需要更多的對話，而且歐美學界對中國學界的認識非常有限，對話將有助于我們分享彼此的觀點。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在我主編的系列叢書中收錄中國學者有關文學地理學的著作，這應該會在西方世界比較受歡迎。

　　朱立元：是的，中國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正處在蓬勃發展的階段，許多學者都關注到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空間因素，并把它們和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地理空間聯系起來，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文學闡釋和文學批評。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講文學中的“江南之路”，作者發現《世說新語》中的很多條目都和江南的道路、空間相關，例如兩晉之際由北向南的遷徙之路，文中多次出現“南渡”“過江”“北來”等南北空間概念，而“過吳”“出西”則勾連起一條從建康（南京）到會稽（紹興）的東往西來的江南道路。此外，唐代文學界還在浙東紹興一帶發現了一條“唐詩之路”，這條路從東晉南朝開始成為文人們創作詩歌的風水寶地，例如僧人道壹就感嘆“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王獻之贊美“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可見，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空間因素能為地理批評提供非常豐富的資源和素材，而地理批評也能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新的視角。當然，時代在變化，我們研究文學地理學的手段也會與時俱進、不斷發展。我注意到您在自己主編的《勞特里奇文學與空間手冊》中收錄了人們運用GIS技術所做的地理批評，可以請您就GIS這一人文地理學新技術對于文學批評可能產生的影響做一些更為具體的解說嗎？

　　塔利：感謝您讓我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地理空間，我會對這個問題多加思考。就地理信息系統（GIS）而言，我認為它將大有作為，它將對未來造成影響。但與任何新技術一樣，它既有令人期待的可能性，同時又有令人擔憂的理由。我相信在使用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人文學科”（spatial humanities）中，人們正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例如在不同類型的地圖上加載可視化數據）。這次我在浙江大學看到他們做了一個“學術地圖發布平臺”（Academic Mapping Platform），上面可以看到湯顯祖的行跡圖，點進去甚至還能看到視頻版的《牡丹亭》，它把許多信息整合在一起，做得很好。但我也擔心，人們對科技如此著迷，以至于忽略了它所服務的“人文學科”，因此，我對人文學科通過地理信息系統所取得的進步持一定懷疑態度。我發現，數字人文學科中的科研項目大多言過其實，例如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遠程閱讀”項目（他自己也承認，這些項目盡管很有趣，但大部分都是失敗的），它們分析的是數據而不是文本，并且，以技術為導向的“解決方案”總是暴露出它們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順從以及（硅谷）唯利是圖的混亂風氣。如果地理信息系統和其他技術能幫助我們產生更多有趣的閱讀方式與寫作方式，那樣會更好，但我不愿意為了推廣數字化而犧牲人文學科。我承認這僅僅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對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文學批評或理論在長期內的變革效果仍然存疑，或許它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朱立元：謝謝！感謝您的回答，今天我們的對話就到這里，我們都受益匪淺。

　　塔利：感謝你們，謝謝！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