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沒有一部小說，像《紅樓夢》一樣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興趣，沒有一部小說的研究像《紅樓夢》一樣曾激起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暴，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1954年一場來勢兇猛的大批判運動，俞平伯是這場大風暴的中心人物，引發這場風暴的卻是兩個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他們揮斥方遒，指點紅樓，激揚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學術文章而躍上浪尖風口。

　　紅學，1954，已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夢魘”……

　　小人物引發批判俞平伯導火索

　　胡適為“新紅學”開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弟子顧頡剛、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紅學的鼎足之勢。1948年底，天玄地黃之時，胡適拒絕了中國共產黨的挽留，被國民黨“搶運”出北平，后赴美國；顧頡剛則遠離了紅學圈子，俞平伯成為了新中國大陸紅學界的“第一人”。俞平伯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新中國，表現積極，從其公開發表的詩歌可見一斑，如新詩《七月一日紅旗的雨》，以及贊頌抗美援朝的詩，“千里青山變了黃。終教勝利歸吾黨?！?/p>

　　1952年，俞平伯應文懷沙之約，在上海的棠棣書店出版了《紅樓夢研究》。沒想到銷路很好，印了六版。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后，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后來便把俞平伯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此時，俞平伯已經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但在慣性的作用下，治學走的仍是考據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觀點進行陳述。李希凡和藍翎，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以為然。他們開始著手寫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向“新紅學”權威俞平伯挑戰。此文發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東大學報刊《文史哲》第9期。

　　這樣一篇進行正常學術探討的文章到了高層手里，就超出了學術探討的范圍了。隨后引發的連鎖反應，更是超出了兩個“小人物”的預料。

　　江青讀了發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文章大為贊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也認為不錯，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鄧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商量的情況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藍翎，讓他們將文章修改后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后，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轉載一事擱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歷史充滿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暫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靜的深水，正在積聚著驚濤駭浪的能量。中宣部、《人民日報》、中國作協等有關領導，剛開始也沒有參悟到轉載此文背后的玄機。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這次參加談話的有周揚與中宣部文藝處長林默涵、人民日報社正副總編鄧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帶來了《文史哲》第9期，說毛主席很重視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林默涵、何其芳說：“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敝軗P說：“很粗糙，態度也不好?！薄包h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彼岢鲇伞段乃噲蟆忿D載。

　　“文革”前，周揚對毛澤東的指示是不遺余力地執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時候則通過江青先透露出來，周揚則對江青的話往往忽視。解放后，江青當了中宣部電影處處長，在電影藝術委員會也負一定的責任，經常發號施令，說話口氣很大。周揚說，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話，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見到毛主席時，還談了這個問題。周揚說：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問起江青的工作情況，我告訴主席，江青很能干，看問題也很敏銳。就是有時候她說的一些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毛主席“哦”了一聲后問，有這樣的事情？隨后，主席又說，江青很聰明。

　　學者徐慶全從信札研究人手，分析了周揚與20世紀50年代初關于“紅樓夢研究”大批判的關系問題，周揚和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對開展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紅樓夢研究》，最初都有不同的看法，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這就引發了與其中很有關系的江青的矛盾沖突，也為后來周揚、鄧拓的命運走向埋下了伏筆。這是后話。

　　《文藝報》主編馮雪峰找李希凡、藍翎談話時說：“你們的文章有些地方還粗糙，沒寫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們改一改，發表時還要加個編者按語?！庇谑?，《文藝報》第18期轉載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還加上了由主編馮雪峰撰寫的編者按：

　　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的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

　　這篇按語，連同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發表的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所加的按語，均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本來他聽了江青關于文章轉載過程的反饋，就有些生氣；等看了這些按語，更認為“問題嚴重”，“對年輕人要求太高，發表權威們的文章怎么就沒有那么高的要求廣？”

　　10月16日，毛澤東的一封信，震蕩了中國知識界。這天，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同志寫了一封信：

　　各同志：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地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給他們的母?！綎|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并在該?？铩段氖氛堋飞系浅隽怂麄兊奈恼埋g《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后，《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礃幼?，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段溆杺鳌冯m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封信的閱讀對象竟有28人之多。毛澤東在信封上寫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

　　風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兩個“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報紙公開發表毛澤東的這封信，才得以了解內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夢初醒的感覺、而兩個“小人物”當時也只是聽說，直到十余年后才讀到這封事關兩人一生命運的信的原文。袁鷹自1953年供職《人民日報》文藝部，曾在領導的授意下撰寫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憶錄記錄下初次讀到此信的感受：“這封信寫得如此嚴厲，如此明確，使人有點不寒而栗?！痹椷€指出“歷史證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問題立刻就嚴重而且變了質”。

　　俞平伯的紅學夢魘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憶說：“形式上，是我對胡適思想開了第一槍。實際上我只是奉命，當時是政治的需要，總要有人來做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報這個崗位上，就輪到我頭上了?！痹瓉?，是鄧拓找到負責理論的王若水，要他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報紙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鄧拓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俞乎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庇谑?，王若水查找資料，連夜突擊，這篇文章便很快見報了。

　　風向又變了。批判胡適與胡風之風驟起，意味著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轉向尾聲了。

　　有史料記載，俞平伯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6次批判會。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8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也召開聯席會議，并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里，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老先生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就是“趕會”——哪里有批判會就被“邀請”到哪里。

　　這一場狂風暴雨似的批判，讓俞平伯嘗盡了人世間的蒼涼，這個全國性的大批判，就像一個時代的夢魘，石頭一樣壓在他的胸口。從此，老君堂前門可羅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顧頡剛可慰心情。

　　當批判胡適的文章劈天蓋地、綿延不絕而來時，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態。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于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這個檢討“周揚看過”，檢討發表后，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大洋彼岸的胡適關注著這場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他隨即又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里。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凈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苦罪?！?/p>

　　俞平伯倦說紅樓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對昆曲的興致越來越濃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婦倆專門請笛師伴唱。來了客人，也要堅持一曲唱罷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車或三輪車去頤和園，這給幼小的外孫韋柰留下了童話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搖的烏篷船，帶了笛師，帶了吃喝的東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圍著聽，都覺得很驚奇?！?/p>

　　“文革”結束后，俞平伯對其晚年的學術生涯曾用“只有舊醅，卻無新釀”八個字來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了慶祝會。慶祝會在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舉行，院長胡繩、當時的所長劉再復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家屬200余人參加了慶?；顒?。

　　“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慶祝會”的舉行，標志著1954年對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結論。胡繩在致詞中，稱1954年對他的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它傷害了俞平伯，在學術界產生了不良影響。

　　俞在80歲后得句云：“歷歷前塵吾倦說，方知四紀阻華年”，并加注：“十二年為一紀”。白發老人回首前塵舊事，真像夢幻泡影，正如《紅樓夢》中的偈語：“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币磺卸家堰^去了?？墒?，那歷史的傷疤，時代的風雨，批判的陰影，真的能被時光的流水全部帶走嗎？

　　韋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記載俞平伯晚年，“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是絕口不談《紅樓夢》”。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卻念茲在茲，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樣的遺言：“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以辭達?！?/p>